生活史视阈下的中国古代小说史书写——熊明先生《中国古代小说史论》述评

自"小说界革命"以来,在现代学术立场下,学术界出现了众多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著作。这些小说史著,因理念局限,几近千篇一律,实际上没有完整、准确地呈现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熊明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史论》,在生活史视阈下重写中国古代小说史,以重返中国古代小说产生、发展的历史现场为书写理念,以中国古代小说的特殊品格的发生与演变为重心,通过多角度、多线索的立体考察与研究,书写出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小说史。     

中国古代领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路径研究

中国古代领导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就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路径研究,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为现代领导文化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哲学基础和价值基础,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服务.在对古代领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中,可以以古代领导文化与现代领导文化的共性与差异为契机进行研究.前者体现在廉洁从政的政绩观、恭宽信敏惠的处世观、尽人之智的用人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后者体现在传统人治型领导文化、传统伦理型领导文化和传统权变型领导文化向现代德法兼修型领导文化、公仆型领导文化和变革型领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     

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中的论说矛盾——王夫之诗歌批评学理疏失探析

王夫之诗歌批评中,存在面貌各异的本质主义思维模式,也因之形成三种论说矛盾：重道轻艺、反对定法,但难以合理解释普遍具有法之要素的诗歌文本;维护典范风格批评标准,但因此无法合理分疏真与伪、因袭与创造之别,亦消解涉及情真、创作个性诸说的理论意义;以文本外标准介入诗歌文本艺术价值评判,令评判标准产生混乱。它们典型地呈现出王夫之诗歌批评的学理疏失。文学批评应尽可能自觉地坚持带有范导性品格的多元主义原则,反省本质主义思维模式的限度,在自觉的对话、省思中最大程度地自我解蔽。当下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则应一方面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尊重研究对象,一方面对其做出深入的批判性考察;既立足于对文献实存特征的尊重,又对研究者自身“前理解”之限度保持警觉。     

公共辩论的技艺：古希腊政治生活中的修辞术

在西方古代,修辞术有三层含义:演说家的技艺、说服-论证的过程和话语分析.在公民大会、法庭和公众集会上围绕公共政策等问题展开辩论,是西方古典修辞术的基本语境.雅典的民主制产生了公共辩论技艺的需求,向雅典聚集的智者为公共辩论提供智力资源,也提出了修辞术的根本原则,伊索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开办的竞争性学园,带来了希腊世界修辞术教育的繁荣.     

治理的发轫与嬗变：中国历史视野下的考察

国内学术界一般以西方学术发展史作为背景，把治理作为一种社会互动来进行研究。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治理，发轫于中国社会生活，其内涵最初主要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即有收成才能够形成秩序也就是治理。从“乂”这个象形文字来看，乂就是治理，其原意为“收割”。不过，围绕生存资料的生产和分配逐渐产生了更加丰富的社会权力关系，而巩固和拓展这种权力关系则使得构筑更加严格的秩序成为必然。神秘感是构筑秩序的重要依据，而赋予仪式以神秘感的则是觋、巫等知识群体，他们将天、帝、王、人通过仪式联系在一起，建构起一套以礼为基础的秩序。但是，西周末年，觋、巫的神秘感被世俗的君权摧毁以后，“君臣秩序”以及由此构筑起来的社会秩序都被颠覆，从而导致“君臣之礼既坏”和“礼坏乐崩”的情形。“以智力相雄长”不仅表现在王室内部、诸侯之间、社会层面上，而且也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从此以后，士绝大多数以追逐爵禄而骄天下为荣，以至于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士贱而君肆”的情形。“君士互动”的治理模式，正是随着神秘主义的礼的崩溃而崩溃的。     

第二届“清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安徽大学成功举行

<正>清代文学是古代文学研究近年最富生机和活力的研究领域。在成功举办首届清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安徽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又于2015年8月16-17日在安徽大学联合主办了第二届清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韩国、新加坡等地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吴怀东教授主持,安徽大学校长程桦教授、加拿大UBC大学施吉瑞(Iorry Schmid)教授,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