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研究中的问题、方法及其在经验事实中的展开——以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为例

合法性研究的核心可归结为:合法性如何从规范(信念)转化为事实的问题。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考察在有关君权合法性的信念基础上,如何构建君权合法性的事实。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解"的方法和拟剧理论,发现古代中国君权合法性背后的信念基础,是一种圣王型合法性信念模式,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理想统治者(好皇帝)的一种"集体想象"。君权合法性由观念变成现实,既是通过统治者的合法化行动直接实现的,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这种信念基础上互动的产物。     

那些女子

从古至今,无论女性的地位高或低,艺术家们对女子的审美与爱好从未有过丝毫怠慢。仕女画,这一别具阴柔美的画科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犹如曾几何时那些娴静、美好的轻纱女子。     

审美福利与文化产业时代的文学建构

<正>文学自形成之日,就肩负民族精神建构之使命。在长达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建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而当下的变化,实属前所未有:文学建构的物质基础,由贫困社会的匮乏,转为脱贫社会的丰盈。因此,当下文学建构所面临的继承与创新,亦属前所未有。一、农耕社会的文学建构与实现贫而不弱在物质基础薄弱的农耕社会,文学被赋予建构坚贞个体人格和坚强民族意志的宏观使命:     

论跨文明文学理论的变异性——以《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为例

《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是宇文所安教授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解读,由于"前理解"的不同,这种"解读"必然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变异。知识谱系上,零散性的文论被系统化地规整;概念范畴上,模糊性的文论被明晰化地界定;表达方式上,评点式批评被科学化解读。从而为跨文明文学理论交流的变异性提供了一个典型文本。     

从孟昶的《官箴》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汉唐两代是值得称道的。唐朝经历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武周女皇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但随后发生的安禄山造反,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到了唐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军阀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这个时期的君主在位时间一般都不很长,但有一个君主例外,这就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孟昶.     

初文与本义的遗传：古代文论概念的“字源学追溯”

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研究,对于“文献材料”已形成了“路径依赖”,但在人文学科中,研究主体对于“文学现象”尚需有整体性、模糊性、体验性的审美直觉。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通过汉字的选用、阐释、教学,遗传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文化基因,我们可以通过对于相关汉字的审美直觉来探讨这些文化基因,并对这些概念范畴进行更远的历史追溯。以“玄”为例,通过审美直觉,可假设“玄”之初文取“蚕上山吐丝”为象,其场所为“幽”（蚕室）,因“幽”而有古代文论概念范畴中的各种衍生之义。     

清代法官司法智慧研究——古代司法文化的现代审视

司法智慧的运用体现了一国法律实际运作状况。清代优秀法官综合运用法律技巧、社会知识、文化知识断案,这是其司法智慧的体现。这些司法智慧得以形成,受到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司法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今日社会也需要司法智慧运用,古代经验为我们今天司法智慧运用、司法人才培养模式、司法水平提高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     

圣域重构——《法雍之书》与“消失的‘迷宫’”

对于古典作家而言,“东方”几乎是一个无可或缺的镜像,而埃及则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整个东方想象的核心,亦是其重要的异例。在他们笔下,一座“消失的‘迷宫’”便颇为引人注目,甚至一度令古老的金字塔都相形见绌。伴随着19世纪旨在重寻克诺索斯迷宫的克里特考古勃兴,对于这座埃及典范的探索热情亦高涨起来。然而,即使皮特里等埃及学家皆相继宣称在哈瓦拉发现了这座“迷宫”,但可资确证的古埃及文献寥寥无几,在被视为古代埃及“地图”的《法雍之书》中,更似乎是全然不见这一庞大建筑群之踪影。但事实上,“迷宫”恰恰就是物质化了的《法雍之书》,而《法雍之书》也即是文本化乃至“正典化”了的“迷宫”,共同体现出中王国末期古埃及人围绕法雍地区所构建的神圣景观与世界想象,是同一理念的不同载体。由此,神圣王权、法雍地区的索贝克崇拜与整个埃及世界遂得以融为一体,重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法雍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索贝克是统御一切信仰的信仰,不仅在世俗和现实的意义上整合着埃及各处,而且还通过法雍这一载体,将关乎世界的想象首次具象化、实体化、正典化,从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     

略论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科学的监察运行机制和方式是提高监察效能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实现对官吏活动的全过程的监督 ,精心擘划了一套事前、事中与事后相结合的严密的监察方式。文章根据“古为今用”的治史原则 ,集中探讨了古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方式的可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