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昶的《官箴》谈起

在中国古代社会,汉唐两代是值得称道的。唐朝经历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武周女皇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但随后发生的安禄山造反,唐朝开始由盛转衰。到了唐末,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军阀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出现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这个时期的君主在位时间一般都不很长,但有一个君主例外,这就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孟昶.     

初文与本义的遗传：古代文论概念的“字源学追溯”

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研究,对于“文献材料”已形成了“路径依赖”,但在人文学科中,研究主体对于“文学现象”尚需有整体性、模糊性、体验性的审美直觉。古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概念范畴,通过汉字的选用、阐释、教学,遗传了中国远古时代的文化基因,我们可以通过对于相关汉字的审美直觉来探讨这些文化基因,并对这些概念范畴进行更远的历史追溯。以“玄”为例,通过审美直觉,可假设“玄”之初文取“蚕上山吐丝”为象,其场所为“幽”（蚕室）,因“幽”而有古代文论概念范畴中的各种衍生之义。     

清代法官司法智慧研究——古代司法文化的现代审视

司法智慧的运用体现了一国法律实际运作状况。清代优秀法官综合运用法律技巧、社会知识、文化知识断案,这是其司法智慧的体现。这些司法智慧得以形成,受到客观条件、主观条件、社会条件以及司法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影响。今日社会也需要司法智慧运用,古代经验为我们今天司法智慧运用、司法人才培养模式、司法水平提高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启示。     

圣域重构——《法雍之书》与“消失的‘迷宫’”

对于古典作家而言,“东方”几乎是一个无可或缺的镜像,而埃及则在相当程度上既是整个东方想象的核心,亦是其重要的异例。在他们笔下,一座“消失的‘迷宫’”便颇为引人注目,甚至一度令古老的金字塔都相形见绌。伴随着19世纪旨在重寻克诺索斯迷宫的克里特考古勃兴,对于这座埃及典范的探索热情亦高涨起来。然而,即使皮特里等埃及学家皆相继宣称在哈瓦拉发现了这座“迷宫”,但可资确证的古埃及文献寥寥无几,在被视为古代埃及“地图”的《法雍之书》中,更似乎是全然不见这一庞大建筑群之踪影。但事实上,“迷宫”恰恰就是物质化了的《法雍之书》,而《法雍之书》也即是文本化乃至“正典化”了的“迷宫”,共同体现出中王国末期古埃及人围绕法雍地区所构建的神圣景观与世界想象,是同一理念的不同载体。由此,神圣王权、法雍地区的索贝克崇拜与整个埃及世界遂得以融为一体,重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法雍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索贝克是统御一切信仰的信仰,不仅在世俗和现实的意义上整合着埃及各处,而且还通过法雍这一载体,将关乎世界的想象首次具象化、实体化、正典化,从而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     

略论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运行机制和方式

科学的监察运行机制和方式是提高监察效能的重要手段。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实现对官吏活动的全过程的监督 ,精心擘划了一套事前、事中与事后相结合的严密的监察方式。文章根据“古为今用”的治史原则 ,集中探讨了古代监察的运行机制和方式的可鉴之处     

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三题

有关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讨论虽有它的现实及学术意义,但由于回避了文学理论的生长点和文学理论的学科前提等重要问题,最后陷入了理论上的自相矛盾和悖反,不可能找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     

中国古代诗歌的句式选择

早期诗歌以偶字句为主,是为了适应劳动的需要;奇字句取代偶字句,是古代诗歌自身发育完全成熟的标志;以五七言句式为古诗的定格,这是前人为了便于记诵而作出的最佳选择     

浅析我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选士制度,有其一整套的内容与体系。千百年来,科举考试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古代埃及第一中间期及其历史影响

第一中间期是古代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个分裂时期。它所包含的赫拉克里奥坡里王朝（ 第九王朝和第十王朝或第九／ 十王朝） , 在其统治的早期, 有过一段短暂的全国统一的时期; 在其统治的中晚期, 则与底比斯王朝（ 第十一王朝） 并立, 最后被底比斯王朝所灭。第一中间期并不是黑暗时代, 它居于古王国和中王国之间, 在整个埃及文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中国古代兵家思想的演变轨迹及其研究进路

就世界范围而言,战争往往是历史演进的最直观的表现形态,军事思想是国家和民族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古代中国也没有任何例外。自先秦至清末,中国兵家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结构完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影响深远,是一份厚重的珍贵遗产。然而,相对于儒家、道家等思想学说的研究,有关兵家思想的研究,长期处于滞后的状态,这有“先天不足”的原因,也有“后天失调”的问题。要改变这种现状,除了在思想认识、资源配置等方面注入新的活力之外,更关键的是,要积极调整和转变兵家研究的基本范式,实现研究重心的转移,从以研究军事人物思想、兵家典籍理论为主导,变为以研究战法与思想共生互动为宗旨,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逻辑叙事结构,即武器装备的进步,引起作战方式、战法战术的变革,在此基础上促成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这种变化,最终又推动了兵家理论的创新,军事思想的升华,而兵家思想的发展又反作用于作战领域,使得战法的确立与变革,能在理论的指导下更趋成熟。总之,经过努力,完全能够在中国兵家思想的研究上开辟新的局面,实现新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