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道德与青年行为模式现代化

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信用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青年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其行为模式影响着现代化的进程。探讨信用道德与青年行为模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也许将会为我们如何在新时期强化社会信用道德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中国自杀率高不高?——我说不高!

中国自杀率:1999年为13.9/10万,世界排名第28位;2006年为7.44/10万,世界排名第57位;城市自杀率下降至5.02/10万(男5.39,女4.61),农村下降至9.26/10万(男9.56,女8.95),开始扭转城乡特别悬殊、男女比较悬殊和青年妇女突出高发的态势.1999年全年自杀18万人,平均每天自杀493人.2006年全年白杀97150人,平均每天自杀266人,占城市死因的0.98%,农村死因的1.79%.在死因方面,城市与农村自杀俱排在全国第9位.2006全国总死亡率城市为530.46/10万.农村为518.0万.     

台湾的金融改革及其启示

要本文在分析台湾实行金融改革动因的基础上，概述了台湾金融改革的内容，评述了台湾实行金融自由化的目的－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构想，并就这一改革给大陆带来的启示作出了思考。     

城市青年消费文化解读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城市青年一代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消费心理都出现急剧变化,文化呈现攀比性、自我性、显示性、不稳定性等特点。这将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的产生,因此,青年消费文化迫切需要重新塑形,营造健康、积极、和谐的青年消费文化。     

试论台湾民主化的动因

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台湾地区“解除戒严”,标志着台湾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二二八事件”的阴影和长达38年的“戒严”独裁统治是台湾民主化的特殊背景;进入20世纪80年代,台湾在经济上和阶级上做好了民主化的准备,祖国大陆和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变也影响了岛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在决定台湾民主化启动的诸因素中,晚年的蒋经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是民主化的“第一推手”。“江南命案”和“十信弊案”是台湾民主化的导火线,促使蒋经国领导的国民党下了最后决心。     

客家人在台湾政坛的“副首”角色——兼谈李登辉的族属问题

客家在台湾是人数仅少于闽南人的第二大族群,其政治热情及其表现一直令人瞩目。耐人寻味的是,历史上台湾地区不仅最高领导人无客家人担任,连最具权力或重要机关的最高长官也几乎一直由闽南人和外省人包揽,客家人只担任了其中一些副职。这种现象无论从客家在台湾的人口比例及其政治热情来衡量,还是与中外政坛相关事相相观照,似乎都不可思议,因而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台湾《联合报》副刊的文学传承与角色变迁

报纸副刊是文学与传媒结合的产物,兼具了文学与传媒的双重特点.台湾<联合报>副刊继承与发扬中国报纸副刊"名家办刊"与"文学摇篮"这两大文学传统,在传播的空间构建想像的文学社群,用传播的方式培育时代的文学新锐,并在50年风云变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社会角色:从"文学的伊甸园",到"启蒙的前沿阵地",再到"精致的文学堡垒".其主编从"文学的园丁",到"媒体英雄",再到"新文学的守门人".<联合报>副刊不仅折射出台湾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也为世人留下了文学与传媒互动关系的经典个案.     

论蓝鼎元经营台湾的主张

清统一台湾后，康熙消极地防守台湾。到雍正时期才转向积极经营台湾。这是一个重要转折，蓝鼎元是这一转折的积极推动者。在这一转折中，蓝鼎元对台湾海防的地位及设置，台湾经济开发、社会治安、文化教育、少数民族的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和主张；这些建议和主张，为清王朝制定对台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借鉴，直接或间接为清统治者所接受；他是从清初统一台湾的施琅到清后期全面振兴台湾的刘铭传之间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在台湾开发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新知青何去何从——现代青年别样生活方式

阶段性地离开城市的青年越来越多,他们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成为现代城市青年中的别样生活方式。在社会选择多元化的今天,许多城市青年躲开城市化的“压迫”,来到偏远山区或基层小镇,开始自己独特的青春体验。寻找回归内心的感觉“典型的都市女郎”,在深圳一家报社工作的李湛如此评价自己。去年4月,这个都市女郎从繁华的深圳来到云南国家级贫困县宁蒗当起了小学教师。和许多当代城市青年一样,李湛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两面性,既狂热地喜欢城市丰富的物质,同时也厌恶城市工作的紧张和生活的繁复,所以,她经常去旅游以放松自己,云南是可以让她心灵得…     

20世纪30年代台湾“民族自决”论评述——以《新东方》《新亚细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加紧侵华,中日矛盾上升,民族危机进一步激发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国人对台湾的关注逐步升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创建于30年代初的《新东方》《新亚细亚》两份刊物。它们在“东方革命”与“新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刊发了不少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其内容包括回溯台湾与大陆的历史联系、揭露日人对台湾人民的殖民统治、评析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思考大陆人民应如何回应台湾的民族解放运动等,集中体现了当时国人对台湾的认知水平与基本观点。这一时期国内知识界依据“民族自决”的理论,将台湾视为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同道,公开提出团结“台湾民族”抵抗日本殖民统治。“民族自决”的反帝反殖民理论在抗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对“台湾民族革命”“两步走”的解释,揭示了所谓“台湾独立”只是相对日本殖民者而言,其最终目的仍是回归祖国。而“台湾民族”的提法同样源自“民族自决”理论,有其特定的时代与政治意义。“民族自决”论深化了国人对台湾的关切,连接了两岸的抗日革命运动,更为之后的光复台湾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