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931年江淮大水农赈机制——以江苏省为中心

在1931年江淮大水救助中,国民政府突破了传统荒政以"维持统治秩序"为出发点的思维模式,在防止因灾害而引起政治波动的同时,注意到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开展了大规模的工赈与农赈,组织了官义合作、多重牵制的管理体制,设计并成功运作了多种形式的农赈项目,为灾后农村的恢复建设,尤其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导的中国合作社运动奠定了基础,并由此发轫而成为国民政府建设"新农村"的一个新思路.     

乡镇企业渐离“三农”：缘起与前景 ——兼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目标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乡镇企业改制的进展 ,乡镇企业的“三农”性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淡化。对于乡镇企业渐离“三农”的倾向宜放在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背景下考虑 :一方面 ,面对乡镇企业支农建农资金下降的现实 ,应探索新形势下乡镇企业支农建农的新途径 ;另一方面 ,政府要调整乡镇企业发展战略 ,实现城乡工业一体化 ,而不是站在城乡二元化角度来制订乡镇企业的发展政策 ,以保证乡镇企业持续发展 ,并继续发挥其对“三农”的积极作用     

略论唐才常、谭嗣同思想之差异

唐才常(1867一1900),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19世纪末中国政治舞台上与谭嗣同并肩战斗的维新派干将之一,曾积极参加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运动.戊戌政变后,筹建自立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事败被捕,就义于武昌.     

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

由于城镇化和村庄兼并等原因,从1985年至2001年这不到20年时间里,中国的村落数字在锐减,仅以2001年与2000年相比就减少了25458个,即平均每天减少约70个村落,它们的逝去没有挽歌,也没有祭祀,但其新建的文明却留给人们以思考,为此我们想以广州羊城村这个典型的村落的终结为线索,目的是为了探讨村落经济运行的社会逻辑。     

清代收成奏报制度考略

清廷在参酌前代呈报收成做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清代独具特色的地方折奏收成制度。地方奏报农业收成过程中,临时奏闻收成概况和定期折报收成分数并行不悖,奏折与收成分数清单一并使用。收成奏报与雨雪奏报、粮价陈报共同构成了清代粮政信息收集制度,在清代粮政、仓政、荒政运行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小农庄”里有大名堂

随着工作压力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白领都渴望走出喧嚣的大都市,到乡间呼吸新鲜空气,享受田园生活,借以放松疲惫的身心。在美国,白领们都热衷于当“业余农民”。就连布什总统都有自己的私人农场,并以自产蔬菜水果招待各国政要为荣。海归女孩吴楠从中受到启示,她在上海创办了全国首家“小农庄主俱乐部”,不仅让申城白领过上了“瓜田李下”的时尚地主生活,她自己也收割了大把财富。     

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探讨--基于江浙部分农村的调查

利用江浙两省4个乡镇1107位农村劳动力的调查资料,就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素质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偏低,且发展不平衡;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其就业方式具有正相关性,非农就业劳动力素质最高,而纯农就业劳动力素质最低;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具有完全一致性,某些维度上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变迁滞后于或者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     

中国农战史专题的形成与发展——在领袖、政权及史学家的三重作用下

农战史专题是现代中国历史学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专题。它与研究和著述中外农民战争史的一般农战史有明显的不同,其目的主要是贯彻和阐释毛泽东的农民战争理论。1939年,毛泽东提出系统的农民战争理论。但是在其后的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并没有产生在毛泽东理论指导下的农战史研究。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在新政权的干预下,农战史专题才正式形成。此后,在领袖、政权和史家三重因素作用下,农战史专题盛极一时,成为中国的显学。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史学家主体意识的提高,对农战史专题的反思及对传统农民战争理论的批评与日俱增,中国历史学逐渐摆脱了领袖言论的束缚,最终得出史学家自己的自觉和清醒的认识。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依法治农”问题研究

"依法治农"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分析了"依法治农"的社会背景和宏观条件;指出借鉴发达国家农业法制化成功经验使之成为实施"依法治农"的外在动力.同时针对中国农业法制的现状,提出加快中国农业法制化建设的初步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