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以法治思维切入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时兴概念,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语境中被不断提及。法治思维不同于法律思维,其以理性为精神内核,强调程序的正当性,并依循"搜索—匹配—检验"的逻辑范式。以法治思维为概念分析工具,可反思当下省级统管、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等体制改革弊端,正视人心浮动、司法信任缺失的现实。从长远来看,坚持法治思维就是要做到遵循司法规律,坚持客观真实论纲,协调诉讼内外关系,增强司法信任。     

司法改革背景下员额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关系探析

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和重中之重。该项改革是后续各项司法改革措施得以顺利进行的制度基石和人力保障。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后,将产生"员额检察官+检察官助理"的基本办案模式。通过对司法改革试点省市的调研发现,员额检察官与检察官助理在职责分配、待遇差别和工作压力问题上存在矛盾,不利于检察业务的开展和检察队伍的稳定。为了构建员额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之间的良性关系,决策层可以考虑将检察官助理纳入司法责任制的追责对象,给予检察官对检察官助理更大的管理权,并实现办案成果共享。最终,使二者之间形成成熟的导师制关系范式,确保检察官后备力量的优质与充足,完成检察系统的新陈代谢。     

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中对教义学立场偏离之反思——基于269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从教义学的立场出发,在司法适用中恪守污染环境罪的形式及实质双重判断标准,显然是对于《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本身的回归。通过对个案以及类案的实证研究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污染环境罪的入罪以及量刑近来都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单位追诉率的走低、务工人员入罪尺度的不一、量刑上的非规范化都是在司法适用中对教义学立场之偏离。污染环境罪教义学视阈下的司法适用应以新"十六字方针"作为价值引领,以严格依法定罪量刑作为基本要求,以强化裁判文书释法说理来实现看得见的正义。     

司法监督的规范化与司法责任机制的构建

为了维护司法的公正性，我国的制度设计更强调对司法行为的监督，不仅监督主体多元化，而且监督的范围涉及司法的各个层面。这个监督体系违背司法活动的规律，使司法本身丧失了独立性，从而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改造当前的监督模式，建立合理的司法责任机制。     

在刑法规范与社会事实之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之司法判定问题研究

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之司法判定的核心是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界定、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与正当民族宗教规范的界分以及刑法规范与民族宗教规范的对接等。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的依据首先是法律规范,但同时应将包括民族宗教规范在内的社会事实作为重要依据。在判定方法上,不能借助目的解释超越用语的含义范围来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但应当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采取从包括案件事实在内的社会事实到刑法规范的方法来判定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     

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