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要素整合视角下资本下乡的路径转变——基于山东东平县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实证研究

资本下乡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需求。当前以政府资本支持和引导工商资本下乡,实现的是"资本主导的外生型要素整合"。这一路径促进了农业发展,但也给农民和农村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上的负面效应。因此要发挥土地在要素整合中的主导作用,转向"土地主导的内生型要素整合"新路径,用土地要素引导资本有序进入乡村,将农民在资本下乡中的主体地位落到实处。山东东平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案例从实践上证实了这一新路径的可行性。为此,需要从鼓励和引导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协调和整合使用农业发展相关项目资金,搭建类似"农超对接"的合作社—企业对接平台等方面推动资本下乡路径转变,实现农业生产要素整合的"土地主导",加强农民利益保护,实现农业、农民、农村同步发展。     

合作社农户入社偏好、违约风险与治理研究

通过建立农户加入合作社的入社偏好函数,并基于偏好函数对不同市场行情中农户的违约行为进行博弈分析。发现不同市场行情中,农户的违约倾向存在差异,且农户的违约行为不仅来源于农户的投机倾向,也与合作社提供的生产服务及市场定价能力密切相关。要规避农户违约行为,进而更好地促进合作社的发展,设计合理的农户与合作社双方约束和激励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只有合作社与农户的违约行为得到有效的约束,合作行为得到有效激励,才能使合作社更好的发展。在对农户违约行为动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够较好的约束农户与合作社违约行为的双边约束机制及提高合作社经营绩效的激励机制,试图让合作社与农户间的违约行为得到矫正,合作社与农户的合作得到加强。     

抗战时期边区农村合作运动的中国化——以晋西北边区为例

认为受革命和战争的影响,边区的经济环境已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经济,特别是在合作社建立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组织经济.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规模经济的信赖,也保护了边区经济的"政治安全",但合作化在实际管理运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和问题.为此,边区合作社开始不断提高社会化经营和强化公关服务,政府也突出强调合作社的革命化方向,使舶来的合作社形态呈现出从"经济型组织"到"组织式经济"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对合作社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无论合作社的发展路径还是管理机制都出现了合作社在西方经典理论中社会生产"主体化"向党领导下根据地经济生产"载体化"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边区乡村这种结合本土特点的合作社形式的"嫁接"相较于恪守西方原则的"移栽"更具有强大的适应性和生命力,由此不难窥见战时中国在革命中经济新陈代谢之一斑,并预示着未来一个以组织化集体生产的"新中国"的到来.     

农户参与专业合作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合作社自身运行机制的角度

农民专业合作社对提高农户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农户参与率低的问题。从合作社自身的运行机制出发,利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合作社自身运行机制对农户参与意愿的影响,可研究发现服务的提供、利益的连接对参与意愿影响显著,合作社制度的确立与参与意愿之间影响并不显著。交易心理契约、关系心理契约与参与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交易心理契约在利益连接、服务提供与参与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关系心理契约在服务的提供与参与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也在利益的连接与参与意愿之间起中介作用。在此基础上,可从加强农户与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加大宣传、强化农户对合作社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合作社服务的质量、规范合作社的行为三个方面给出建议。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观照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土地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最基础、最广泛、也是最为复杂和棘手的经济社会问题之一,而土地制度则是一切土地问题的源头和总根源。当代我国农业土地制度大致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家庭承包责任制三个时期,内生性动力和外部推动力是影响制度变迁的动因。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面临土地产权界定模糊、土地经营细碎化情况严重、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不完善及土地流转不规范等现实困境,而明晰土地产权主体、土地规模化经营、完善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以及规范土地流转是土地制度改革创新的方向。     

合作社提高了种植户的增收能力吗？——来自陕西省600户苹果种植户的经验证据

依据组织参与程度将种植户分为非社员、普通社员和标准化社员三类,利用600份苹果种植户调研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分别从整体和群组视角分析了苹果生产经营行为对种植户增收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种植户的生产经营行为会对其增收能力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三种类型种植户间存在显著差异;果园管理、农资采购、技术获取、品质管理和销售管理行为选择是影响种植户增收的关键因素;果园管理对非社员增收能力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其他两类种植户的影响不显著;技术获取对三种类型的种植户增收能力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资采购、品质管理、销售管理对普通社员和标准化社员增收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非社员的影响不显著。因此,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中,应充分考虑到异质农户的现状和实际需求。     

合作社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及现实启示

多元合作共治下农民合作社日益成为乡村社会中不可忽略的治理主体,不论是在政府强力推动下,抑或自主嵌入乡村社会与其他治理主体联合,均体现出组织形态变迁中新事物的内在生命力。在质性研究基础上,通过实地调查对合作社在农村基层治理存续进行了实践检视、合法性基础的描述以及对现实启示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其集经济实力、组织认同、权威基础于一体,为农村市场转型、农业分工制度建设提供组织动力,对乡村治理新模式构建、村社协作共治具有现实价值。     

何种合作社治理模式更加有效？——以苹果种植户合作社为例

以合作社治理结构中的相关行为主体为基础,遵循委托代理理论分析范式,以实地调研数据及案例为依据,将合作社治理结构划分为“成员大会-理事会”和“普通成员-核心成员-理事会”两种典型模式。以苹果种植户合作社为案例,解析两种治理结构模式的运行过程、比较分析其治理结构状况。研究发现,“成员大会-理事会”治理结构模式与“普通成员-核心成员 理事会”治理结构模式相比,前者的成员参与程度更高,而且在管理型交易成本和市场型交易成本的节约方面具有优势,其原因主要体现在成员行为动机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的逻辑构架不同,成员间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型交易成本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合作社治理结构的对策建议,为政府制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导向提供理论依据。     

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从民国时期《合作社法》的绩效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施行

法的实施考量法的制定绩效.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中国于2006年12月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该法施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民国政府也曾于1934年颁布<合作社法>,该法体例完整、结构严密、制度科学,却也未能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本文从分析民国<合作社法>绩效不足的原因入手,结合中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现实困境,得出以下结论: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政社分立的法律思考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实现农村基层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村民自治中我国目前在村一级逐步形成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与集体经济组织(村合作杜)分立的体制。由于过去村民委员会角色混乱、职权不清,因此出现了很多的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社分立,即村民委员会负责村民自治事务,经济事务由合作经济组织执行,在监督村民委员会的过程中,也要防止合作经济组织损害村民的利益,通过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