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新诠

人们通常将＂我生不有命在天＂理解为商纣王对＂天命＂的迷信,但是这一理解并不准确。在宗教信仰领域,商人信仰＂帝＂、＂上帝＂,＂天＂、＂天命＂是周人的信仰。殷商末年,伴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斗争,商周在宗教信仰领域也展开了斗争。因此＂我生不有命在天＂的正确诠解应为：＂难道我得不到上天的护佑吗？＂言外之意即是：帝作为商人的神灵护佑着殷人,但是周人却以天的名义来灭商,因此纣要疑问难道我作为万民之主只有帝护佑着我而上天却置我于不顾吗？     

论王若虚《尚书义粹》的解经特色

王若虚《尚书义粹》解经有鲜明特色,于章节之中每每分纲领条目,阐说铺陈敷衍,辞非体要。提倡义理解经,以探究《尚书》经世价值为宗旨。训诂方法上注重上下文内在联系,释辞义不以义界而往往排比事类为解,并于训诂中融入个人思想,反映出鲜明的宋学特色。王若虚经学方法与思想与宋儒展现为同一脉络,由此《尚书义粹》可以揭示宋金文化交流之面向。     

李调元及其《郑氏古文尚书证讹》

郑玄《古文尚书注》亡佚,现存辑本主要有五种,其中《郑氏古文尚书证讹》是清代李调元纂辑并付梓刻印的一部《古文尚书》注本。《证讹》在引用字书解释字词、兼采诸说解释句读、据己学识解释名物、比勘他书校脱讹误方面较为突出。     

从鉴古思潮看《国语》之编纂目的及其叙述方式——兼论《国语》与《左传》之关系

《国语》与《左传》之关系,前人之说纷纭。就先秦史官文化的发展趋势而论,《国语》是先秦鉴古思潮的产物,其编纂目的是搜缀既往,鉴于当时,或戒于将来。《左传》是依经作传的解经之作,产生于历史反思的学术潮流,担负着探索历史运演总规律的文化使命。二书编纂目的不同,其编排体例、文字风格及思想水平自亦不同。     

我国誓言语体的形成、仪式和特征——以《尚书》为中心

誓言是我国古代常用的文体之一,为今天仍然使用的宣誓仪式的最早体现。誓言体起源于夏代,到周代成熟,初期为战前命令,说明战争理由、对象、目的和奖惩措施。到西周作为约信方式,广泛使用于社会生活中。在西周宗法制度的情境下,盟誓出现。誓言为口语体,盟为书面语体,因此盟书能够保存。誓言语体庄重严谨、简洁明了,以三段作为基本结构,以替天行道,奉辞伐罪为主旨,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论今文《尚书》的三价动词

对今文《尚书》的三价动词进行了考察研究,描写了三价动词谓语句的句法结构及语义结构模式,并尝试运用现代语言学的配价理论探讨该文献中三价动词的特点及其构句规律。     

《尚书》农业术语英译的文化折射及其认知识解

《尚书》为“七经之冠冕”,是中华文化的元典。基于已建成的《尚书》英汉平行语料库,以定量方式考察理雅各和彭马田两个英译本对农业术语的文化折射。研究发现：理译本在四个分项和整体上的文化折射率均低于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高,相比而言,彭译本文化忠实度较低,与原文的文化距离较大。从识解理论的辖域与背景、视角、突显以及详略度四个维度入手,可以阐释产生文化折射差异的认知机制,对于中国古典农业文化外译与传播有一定启发。     

《尚书》《周易》历史变动观念之比较

《尚书》和《周易》历史变动观念其相通之处在于:都是基于对自然、生活的实际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凸显了经验主义和实用理性色彩;相对于西方的同时期文化经典而言,它们都更强调"人"而非"神"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都有某些程度上的循环论色彩。同时,《尚书》《周易》历史变动观念又有其相异之处。     

论作为历史思想的《尚书》“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亦是一种历史思想。它最早渊源于《尚书》,与"殷鉴"思想、"先王"观念紧密相连,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尚书》历史功用思想,予后世以深远影响。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论

春秋之际以诗言志的文学批评,自《尚书》提出"诗言志",《周礼》提出"诗六义",到吴三公子季札的"闻乐而论",再到孔子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庄子的"虚静物化"等等,先秦时期知名论者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而又宝贵、零散而又庞杂的关于文学批评的经典言说和著论,表明了对文学批评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批评的人文传统与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