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君子"意涵的三次转变及其意义 ——以《尚书》《诗经》《论语》为中心

先秦时期,"君子"一词的内涵曾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一开始,"君子"一词只是用来指称贵族统治阶层的,也即纯粹的"职位"君子,此时的"君子"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无涉。后来,"君子"一词逐渐从"职位"君子发展到"德位"君子再到"丈夫"这两个新义项,最后在孔子那里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此时的"德行"君子只关注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君子"一词的意涵由"位"向"德"的这三层转进,体现出儒家对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层面的重视,具有深远的意义。     

吕蒙正:宰相肚里能撑船

正吕蒙正(944—1011),字圣功,生于洛阳官宦之家,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状元及第,历仕宋太宗、宋真宗两朝,先后三度入相,历任将作监丞、升州通判、参知政事、吏部尚书、宰相等职,封许国公,授太子太师。读《宋史·吕蒙正传》,始知吕蒙正"宰相肚里能撑船"的美誉名不虚传。     

魏了翁:相逢犹记度潇湘,旋理衿缨旋理装

正从长沙到怀化,再辗转到靖州,一千里的山高水长,我是专程要去寻觅700多年前"湖湘江浙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的鹤山书院的盛况的。鹤山书院为南宋理学大儒魏了翁所创。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宋邛州蒲江(今四川蒲江)人。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及第,历官至权吏部尚书、兼直学士院校书郎,进同签书枢密院事。理宗宝庆元年(1225),史弥远当政,魏了翁被罗列"封章谤讪"、"朋邪谤国"、"欺世盗名"的罪名,落职夺三秩谪居靖州,至绍定四年     

《尚书·无逸》篇修辞解

《尚书·无逸》篇所记商中宗、高宗、祖甲在位年数与其他史籍相同,符合历史事实,但是所记商末几王在位年数不合于史实。究其原因,可以发现《无逸》运用了夸张和对比的修辞手法,故意缩短了商末几王在位年数,与三位在位年数较长的贤王——中宗、高宗、祖甲,形成强烈对比,以达到训诫周成王"无逸"的目的。     

皋陶与中国法理学的萌生

依据《尚书》建构起来的文明建构逻辑与文明秩序原理,皋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思想人物与法律人物。借助皋陶之口阐述的法理学堪称中国法理学的源头与起点,在逻辑链条上堪称中国的"第一法理学"。皋陶论述了德的规范性,多层次地设定了君主的义务。在此基础上,皋陶以"典礼德罪"作为要素,为华夏文明秩序建构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阐述了中国本土最早的文明秩序原理。透过皋陶的法理学,可以解释华夏文明秩序的由来。     

从兼任官分析唐代吏部侍郎职能

唐代吏部侍郎为重要职事官,已有研究显示其职能大体能一以贯之得以发挥,从兼任官角度来考察则可以管窥更多的问题。唐代吏部侍郎中有兼任官的情况不到其可考总数的三分之一,此点基本反映出该职官以专注于本职职能发挥为特征。仍占一定比例的兼任官的情况则反映出一些问题：这些兼任官整体并未限制到吏部侍郎这一官职的特定职能,反而增强了其本职权限,有助于职权发挥,亦有部分兼任官体现了担任者的特定才能在特定时期的发挥。     

先秦文献中“尚书”非经书名综考

先秦文献中“尚书”的表达仅两处。一处在传世文献《墨子·明鬼下》中,此处的“尚书”并非经书名,也非讹误,而是《夏书》的修饰语;“尚”是表尊崇的程度副词,反映了墨子对大禹以及《夏书》的极度推崇。另一处在出土文献帛书《要》中,此处的“尚书”也并非经书名,而是指所有“上古的典籍”;“尚”是表时间语词,为了突出《周易》的特殊地位。因此,“尚书”在先秦文献中均与经书名《尚书》无关。     

《尚书》中的"身"与"德"

《尚书》中包含着丰富的身体思想意蕴,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身体观的原初语境.在《尚书》的语义环境中,身体不仅是血肉之躯,更是形象之体,身体以价值原点的形式,将人与德绾接为一体,为后世儒道哲学的萌发备足了思想发挥的情境空间.以《尚书》为中心进行考察,提炼先贤最早如何跳脱出自然之身,赋予身以德性之意味,对于从整体上驾驭传统哲学的生变线索,意义鲜明.     

明代王翱铨选吏部

王翱一生历仕七朝,辅佐六帝.景泰四年(1453年),六十九岁的王翱接替何文渊为吏部尚书,辅佐同为吏部尚书的王直,第二年正式接管吏部.吏部尚书,作为六部长官之首,位高权重,王翱执掌吏部十余年,在任期间始终知人善任、奉公守法,与内阁首辅李贤,一内一外,共同辅佐英宗,使天顺一朝的政局逐渐趋于稳定.     

“逖矣!西土之人”释义辨析

“逖矣!西土之人”，出自《尚书·牧誓》。是周武王伐纣誓师词中的一个祈使句子。其中，“西土之人”，究竟指谁，篓句话又该如何理解？目前学界的解释大同小异，但是却总给人牵强附会的感觉。本文意在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教于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