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本诠释到文化诠释——论理雅各《尚书》译本中的“详注”策略

为解决因文化隔阂导致的传播阻断,理雅各采用了"语码转换+文化诠释"的翻译策略,使其《尚书》译本带有明显的"厚重式翻译"性质。原文中高度凝练的数字式略语、言约义丰的专名、颇有来历的典故、言此意彼的隐义等,通过理氏详注,深刻内涵得以阐发。译注过程中,理氏尊重中国经学传统,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但不盲从,不照搬,而是带着批判的目光,进行独立的思考。理氏译本不仅为儒经西译体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更丰富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诠释模式。     

隋文帝杨坚的用人

不拘一格,妙选人才。高频为隋文帝取代北周,建立隋朝立下过汗马功劳。因此,隋文帝拟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但高颍觉得自己资历还不深,不应当一下子位居高位,否则会使大臣不服气,于是上书辞谢,推荐名士苏威担任尚书左仆射。隋文帝先接受了高颖的辞呈,成全了他辞谢的行为,但是没过几天,依然让他担任尚书左仆射。他解释道,自古善于举荐人才的都要受到奖励,高颖向我推荐人才,说明他没有私心,能够为百姓做事,是胜任这个职位的,然后还加封他为左卫大将军,统领禁军。     

论《尚书·尧典》之生成及其文体功能

最初的“典”体生成于殷人的贡典制度,主要是书写对祖先神灵的祝告之辞和先王先妣的祀谱和庙号。周人将礼乐法度上升到了“典”的神圣地位,并将先王先公有教益和借鉴意义的话语也称之为“典”。而《尧典》是春秋时人出于制度的焦虑,为王者未来的实践行为建构的一部理想性的行政法典,体现出了迥异于商周其它“典”体的叙事性文体特征。     

以追日情怀开《尚书》生面--评陈戍国《尚书校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学者陈戍国教授潜心十五年完成六卷本皇皇巨著《中国礼制史》之后,又以积年之功推出其又一力作《四书五经校注》,《尚书校注》即是其中之一(《尚书校注》2004年 8 月已由岳麓书社出版)。《尚书》者,上古之书也,因其文古义奥、佶屈聱牙,历代注者虽多,仍聚讼不断。陈氏乃博采众言,详加校雠,并施以新式标点,遂使这本编排得体、注释精当的《尚书校注》得以问世,为爱好《尚书》者提供了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读本,开辟了《尚书》学的新天地。陈氏《尚书校注》创新颇多,可堪评述者不胜枚举,尤以如下数端为显。一、正本清源、梳理真伪《…     

清代《尚书》学发展的逻辑结构及其学术取向

清代《尚书》学的发展呈现出两条并行的学术线索：一是以宋人蔡沈《书集传》为中心的官方经学学术传统,二是以乾嘉以来汉学家为中心的私家《尚书》学研究传统。官方经学与私家著述并行而进,构成了清代《尚书》学的学术体系。由此亦揭示出汉学、宋学之争在《尚书》学层面的逻辑结构：以《书集传》为代表的官方经学和以复兴汉儒马融、郑玄为代表的私家学术传统之间的学术较量。两种逻辑结构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取向,反映了《尚书》学学术体系的内在自觉。     

略论历史上的禹和大禹崇拜

夏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忘我精神,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成为公而忘私的典范,其本人也受到了历代人民的无限崇拜.由于夏朝无文字记载,故对于历史上有无夏禹其人,学术界一直有争论.考究<尚书><诗经><史记>和<论语><孟子>等有关史籍的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历史上确有夏禹其人,而所以出现种种矛盾的记载,与受传说的影响和将其他治水英雄的事迹也归入到禹的身上有关.后人崇拜大禹,除禹治理水患,造福百姓这一根本原因以外,还与后世儒家为了替自己的学说寻找理论依据及劝说封建帝王推行仁政而着意推崇和拔高有一定关系.     

精剖义理 细察源流——读游唤民先生新著《尚书思想研究》

<尚书>是中华民族最早的一部文化典籍,记述着夏、商、周三代社会政治生活的丰富史料,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被学界奉为中华文化元典之一.自古以来,对<尚书>的研究不绝于史.游唤民先生熟览先贤典籍,潜心<尚书>研究多年,其新近力著<尚书思想研究>(下文称"游著"),以辟新径、持新论、立新说的鲜明特征,为当今学界的<尚书>研究奉上了一部上乘之作,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孔氏家学中的《尚书》学——《两汉〈尚书〉学研究》的一个独特视角

《尚书》展现出其愈久弥新的文化张力,现代人从对《尚书》的现代阐释中可以发现历史的规律、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马士远著《两汉〈尚书〉学研究》从清理基本术语、学术文献等基础上,对西汉《尚书》学研究、东汉《尚书》学研究、《书》教传统与汉代政教、汉代称说《尚书》学文献辑考等进行了系统阐释:一是厘清学术渊源,坚持“论从史出”原则,做到正本清源;二是把《尚书》学放在更为宏观、开放的视野里审视,站在学术史的高度看待《尚书》学研究,把《尚书》孔氏家学研究推向深入;三是把《尚书》学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考察,全面分析了孔氏《书》教“七观”说思想;四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汉《尚书》学研究的背景、渊源、著述、成就和问题等,善于结合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深入论析、且叙且考,做到了言必有据、据必足考,在坚实的史论资料基础上展示两汉《尚书》学的整体风貌,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相关研究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