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 在于得人——怀念汪道涵同志

"治国之道,在于得人."这是2005年12月15日,汪道涵同志去世前9天,我和我爱人去瑞金医院看望他,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

历史客观性问题是历史哲学中最重要也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西方史学界对该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两类针锋相对的史学方法论：一类是旨在排除主观因素以“客观”再现历史真相的方法论（“无我之境”）；另一类是旨在彰显主观因素以“重构”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有我之境”）。通过对这两类方法论的优缺得失的反思，指出其对构建我国21世纪史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对世纪末文学相关问题的思考

对于世纪末文学我们应重在看到它所带来的生机和活力，所提供的新的选择与机遇。文学的商品性问题、人文关怀问题、雅俗之辩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茗山纪功之碑”考论

“红巾之乱”再次把安丙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安丙平定这次溃军叛乱是其一生中的重大功劳之一。“茗山纪功之碑”是有关这一事变的唯一实物资料，对于研究安丙具有特殊价值     

论陈亮的学术风格

本文认为，浙东事功学派主要代表陈亮的学风特点是：第一，讲求实用，嗤黜空疏。面对严重的外患内忧，他强调学者应当追求实事实功，以救国济民为已任，不应陷于空谈之中而相蒙相欺。其次，注重分析具体问题，提出“道在事中”，研究理论也是因应实际需要，但也有忽视建立完整的理论的倾向。第三，不循规矩，勇于创新。他虽然以儒学为宗，但不认为《六经》为神圣之典，对先秦其他学派如墨家、杨朱等都有所肯定，并对当时已颇流行的理学予以批评。     

鲁迅“恶”的美学观及其成因探寻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以及强者型的人格,是他“恶”的美学观形成的重要原因。恶之美既是鲁迅美学观的独特性所在,更是其深刻性所在,它所蕴含的叛逆精神和战斗精神,是文学的灵魂,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主脉梳评

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出于建构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生活秩序之目的，在哲学上，他们将和谐观念提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在深入研究和谐得以构成的机理时，他们先是将此机理归结为不同因素量的某种合理比例，并从本体意义上将这一机理概括为差异和对立。后因滑入单纯的各种量之比例数组的研究，他们又进一步将本体抽象简化为“数”。虽从他们的宇宙生成说暴露出他们真正认可的万事万物之终极本原，是一种与当时流行的太阳神崇拜相联系并被他们赋予能动神圣性的“火”（或“热”），出现了与“数之本体说”的矛盾，但通过把神圣之“火”宣布为“数化”的“一元”，又恢复了直接作为“和谐论”基础的“数之本体论”的地位。     

乾道、淳熙年间朝野对理学的批评

乾道、淳熙年间是理学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 ,但同时也激起非学术层面上的对理学的冲击 ,这种冲击不过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从表面上看 ,它有效地禁锢了当权者视为异端邪说的思想学说的传播 ,但实际上 ,它适有助于抬高被禁锢的思想的地位 ,同时也极大地扩展了其社会影响。乾道、淳熙年间南宋朝廷的反理学声浪是理学思想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的前奏     

知识与德性之关系初探——基于中国哲学史的视角

在处理德性和知识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把德性置于一种主体地位:儒家以德性为知识的根基,道家则经历了从知识与德性的对立走向知识服务于德性的过程,佛家通过"转识成智"来化解二者的对立.这种德性至上的价值取向有着其内在的合理性,但也存在着偏执.     

郭雍易学思想述评——《易》言三才之道

郭雍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的思想是“《易》言三才之道”。他将“三才之道”贯穿到天人起源、《周易》创作、本体衍化、卦爻交感等易学解释体系的各个层面,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