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美英议会预算审议绩效比较:一种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对美英经验的比较分析发现:立宪性预算理念、多元否决点的权力结构、融合多元利益表达的程序及减少信息依赖的资源整合为美国预算审议绩效奠定了良好的基石,而历史传统带来的议会预算创议和否决权障碍及实践中逐步走向失衡的权力结构不仅对英国现代议会绩效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而且还抑制了具体操作程序及辅助资源改革的制度化效力与空间。为避免仅依靠议会自身改革来提升审议绩效的旧有研究的缺陷,后发国家应从预算审议宪政理念的落实,权力结构中预算否决权的合理配置及具有否决力量的公共组织的培育、审议程序及信息资源的完善等关联变量入手进一步提升预算审议绩效。     

将错就错

正有个小伙子特孝顺,对父母总是言听计从,每认识一个新女友就带到家里,虚心征求父母的意见。但是很不幸,前后领回来十几个,都被母亲一票否决,不是这个太笨,就是那个太丑。功夫不负有心人,     

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北大核心

家庭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最终在决策上产生分歧。生育行为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同样具有独立决策权,当夫妻任何一方否决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合作被打破,最终导致生育行为暂时延迟或一方妥协。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夫妻间关于生育决策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新家庭经济学讨价还价的生育决策理论框架下,分析夫妻关于生育数量存在的生育分歧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新的对策,同时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夫妻生育分歧普遍存在,相比之下,生育过1个孩子的家庭分歧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生育分歧越大,发生生育行为的概率越低。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同样具有生育否决权,但在决定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时,男性否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妻子否决对于生育行为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承担较重的育儿负担会强化生育分歧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