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约束、银行危机与金融监管

本文利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金融危机、监管者的软预算约束与银行道德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危机愈高,监管者的软预算约束愈大,因此,消除软预算约束是降低金融危机最重要的监管措施;建设性模糊策略能够有效消除金融机构对软预算约束的预期心理;随着银行的道德风险上升,金融危机也会升高.     

基于定额的国防采购R＆D成本补偿模型研究

本文对国防采购中R&D成本补偿模型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R&D成本补偿方式--基于定额的R&D成本补偿模型,并对其特性进行探讨,所得结论表明:定额补偿模型不仅形式简单,具有效率,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优良的均衡特性,使得军方可对厂商的投资行为进行控制.与比例补偿方式相比,定额补偿不仅使军方更易控制补偿成本,而且在国防采购实践中更具有可操纵性.此外,对定额补偿方式下厂商投资行为的均衡分析还表明,当参与项目研究与发展的厂商为两家时,不仅可以使军方的补偿费用最少,而且也最容易达到军方所希望的投资均衡.     

高科技和环保类企业将受到中央财政的重点支持

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传递的信息看，2007年，高科技和环保类企业将受到中央财政的重点支持。     

谁为筹码狂？——内地客澳门豪赌纪实

长期以来，人民银行实行的是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体制，即预算管理上以总行年度财务收支差额纳入中央财政预算，分支机构的财务预算由总行按“收支两条线”的原则办理，各项费用支出以核定指标的方式加以控制，不核拨资金。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确立和财政国库改革的日益深入，传统的财务预算管理体制和预算指标“全账户”管理方式已越来越不相适应。[第一段]     

对作业基础预算的运行探讨

全面预算是整合企业资源有力的综合性工具,作业成本法是实施价值管理的基础,两者的结合使全面预算具有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能够发挥出更强的战略导向和价值管理功能。本文提出了建立作业基础预算的构想,并重点对其运行操作在预算组织体系、预算指标和控制标准、预算编制和绩效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更正

财务管理的基础工作之一是成本管理。企业能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关键靠两个方面。一方面增加投入，另一方面降低成本。生产过程就是成本费用消耗的过程，成本管理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成本管理只有和生产过程紧密结合，实现成本消耗全过程的控制。才能达到有效控制成本的目的。因此，企业应始终把成本管理作为财务管理的重点。扎实做好成本管理的基础工作。     

谈谈政府收支分类改革

随着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各项财政的深入,我国原政府预算科目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不能直观、清晰地反映政府各项职能活动,不能体现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的基本要求,使财政预算管理和监督职能弱化,既不利于财政经济分析与决策,也不利于国际比较与交流。鉴于以上情况,为完整、准确地反映政府收支活动,进一步规范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监督,经国务院批准,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将于2007年全面实施,此次改革是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收支分类统计体系最为重大的一次调整,也是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又一次深刻创新。     

森林碳汇预算体系设计及应用研究

文章结合营林企业森林碳汇生产经营的特征,尝试设计包含碳汇量子预算、碳汇支出子预算和碳汇收益子预算等三大子预算的森林碳汇预算体系,并通过丰宁千松坝林场碳汇造林项目作为案例对其进行了具体应用。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营林企业的碳汇造林项目来说,森林碳汇预算体系应以预测碳汇量、含CCER申请活动和造林活动在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在市场上进行碳汇减排量交易等活动为基础,设计碳汇量子预算、碳汇支出子预算和碳汇收益子预算等三个子预算,并以此控制森林碳汇成本,合理分配企业资源。此外,森林碳汇预算应嵌入到传统全面预算体系中,并与现金预算、业务预算和资本预算共同构成全面预算管理体系,从而更好地发挥碳汇预算对企业森林碳汇管理的作用,实现企业的低碳转型和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国早期电影结局的演化与现代国家建构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从20世纪20年代的家庭伦理片、30年代初国片复兴运动的悲情伦理片到左翼电影、国防电影、抗战电影、40年代的战后电影,其结局整体上呈现出从“天良发现”到“寻找出路”再到“根本解决”的演化路径。电影结局的演变、发展路径脱离不了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和时代诉求。在这条演化之路上,有一个法则主导着思想观念的选择。中国早期电影表现出与理学如出一辙的重伦理道德、轻科学知识的人文理性取向。无论是“天良发现”,还是“根本解决”,具体时代的行为规范固然大不相同,但那个“万物一理”的普遍原则仍然成为它们本性的源泉,人的“善”与社会的“善”,都来自那个普遍的形而上的“善”。无论是“天良发现”建立起来的“立人立家”,“不解决的解决”自觉或不自觉地探索出的“破家立国”,还是“根本解决”对现代国家的构想,都饱含中国早期电影对一种新的国民、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一个新型国家的期待、设计和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