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争论

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探索，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提出了各自对世界秩序范式的设想。理想主义把集体安全原则作为全部秩序设想的核心；现实主义崇尚以均势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制度创造秩序，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是世界秩序的核心，需要发展促进合作和有助于解决冲突的国际机制安排，建立以多元行为体相互依赖与合作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在世界秩序重构的变革时代，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世界秩序范式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参考内容。     

冷战时期中关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密不可分，其中意识形态问题占重要地位。中关传统历史文化的对抗和新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同都使两国产生敌对情绪，而走向对立；当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相抵触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占了上风，中美关系缓和，冷战进入转型时期。     

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认识

多数西方国际关系学者认为除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出贡献。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从方法论和研究内容上批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指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经不起实证检验。面对这些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特征,批判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超历史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阐释了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历史性。这些研究丰富了对全球化与民族国家间关系的认识,剖析了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走向合作共赢探索

近年来,中美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不断深化务实合作,在双边、地区,以及全球重大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中美关系的各层次和领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已呈现纵向分层、横向多元、纵横交叉、开放包容的立体化发展格局。展望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中美两国需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新型大国关系,保持战略耐心,加强战略对话,有效管控分歧,用不断取得的现实成果为两国的关系发展夯实基础、铺平道路。     

经济全球化下的国家转型及其影响

全球化发展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国家持有不同观点,现实主义仍然坚持国家中心论,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衰落。但实际上,国家在全球化条件下发生了转型,这表现在国家从直接控制经济向间接,通过制定规则、规范经济程序—规范功能转变;国家从独自管理国际关系向多头治理方向转变。国家转型将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关系的内容、形式和国际合作的方式都将发生变化。     

“后朝核时期”的中朝关系走势

中朝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各自有不同的核心利益,中国不能左右朝鲜。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是中国的战略屏障。朝鲜面对美、日、韩的巨大压力,中国不能放弃朝鲜。在后朝核时期发展中朝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同时也应处理好中国与韩国、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未来发展中朝关系,应立足于战略高度,坚持原则、着眼长远,密切经济联系、树立牢固基础,增强政治互信、争取走共同发展道路,适时、适度推进双边关系,建立起正常、友好的国与国关系。     

论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冷战结束前后 ,一股民族主义洪峰在苏联东欧地区骤然泛起 ,迅疾蔓延到世界各地。这是一次以血缘民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 ,它的泛起导致世界一些多民族国家出现了非主体民族要求分离和自治的浪潮 ,造成各种民族冲突、宗教纠纷和领土争端。当代民族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它所拥有的社会政治功能、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依托以及现实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强大影响 ,引起了世界政治地图的重新划分和世界格局的变化 ,对现存的国际关系准则也提出了挑战     

同济学人 仇华飞

仇华飞：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政治专业学科带头人,199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在南京大学欧美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现代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启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惨重灾难的同时,也孕育、萌生了国际社会文明互动的曙光,它从多方面推动了国际社会的民主历程在战后的全面启动,主要表现为:民主、平等精神在战后的普及;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扩展;国际制度的发展;强权政治的式微和和平民主力量的崛起;多元国际社会的初步形成等.这些趋势的出现和巩固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与国际行为准则.     

论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

民族认同是民族的自觉行为,表现为一种归属感。跨界民族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在认同方面具有多重性,即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历史表明,在国际关系中,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的作用最为敏感。因此,要处理好跨界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跨界民族的多重认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