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性整合：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逻辑理路

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同频共振的重要举措。肇始于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的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其历史演进与国家推动密切相关。在理论层面,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具有国家整合的诉求表达和实践效应,并凝聚着民族团结、社会团结、整体团结的价值理念,是一种“团结性整合”的国家政策。在实践层面,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呈现出以党和政府为核心行动者的“一核多元”主体构造特征,并通过政府间整合、行政吸纳社会、政党统合全局的运行机制形成国家整合能力,进而实现政策期望。“团结性整合”的逻辑阐释可为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的理论拓补与政策完善提供一个新视角。     

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与法治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作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理论创新。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新时代民族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突出区域化和精准性,支持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今后一段时期,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是民族工作的关键,其中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的完善与实施是民族地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需要以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视角,深挖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时代背景、现实条件,论证民族地区差别化经济政策实施的法理基础,探索民族地区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精准执行、监督检查等法治保障措施,推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一道实现共同富裕。     

开发海合会国家旅游客源对中国西部地区旅游业的作用

海合会国家国民爱好出国度假旅游,且旅游消费水平高。中国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海合会国家的共性、相似性以及许多著名旅游资源独特性和惟一性、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海合会国家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西部地区加强海合会国家旅游客源的开发,对于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和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兰州市城乡结合区域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问题研究——以兰州市红古区窑街街道办事处为例

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本文试通过对兰古区窑街街道办事处这一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地区民族关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来对城乡二元结构地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问题进行研究。     

现代化理论的嬗变及其在民族地区现代化战略上的体现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伴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现代化理论也处于不断演变和发展之中。在中国推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现代化过程中,各个时期现代化战略的选择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现代化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温江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推进人社工作创新提能

2020年,成都市温江区人社局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指引,以"创新提能年"为主题,坚持"365"工作思路,积极应对疫情挑战,把稳就业作为重中之重,统筹推进社会保障、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公共服务等工作,圆满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多项工作获上级肯定和表扬.     

俄乌冲突与伊朗维持中东地区均势的对外行为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全球秩序变动加剧。中东地区在世界政治格局中,以逐渐明朗的新中间地带姿态获得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前所未有的宽松的外交空间。伊朗是中东核心政治力量之一。相较于其他中东国家,伊斯兰革命之后的伊朗面临更为严重的与美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间的结构冲突。俄乌冲突增加了伊朗国境之外的暴力阴影。为获得合理的国家利益收益,同时抑制不安全状况的发生,伊朗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的对外交往策略是维持地区均势。由于中东地区没有有效的一体化体系,且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不高,在国外暴力和结构冲突的双重压力下,伊朗的对外行为是理性地优先考虑自身防卫安全,继而考虑突破结构冲突环境所施加的惩罚,再而对地区内关键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战略伙伴作出合作姿态以减少包括国防在内的开支。这些行为不仅从客观上增加了国家经济利益,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生存危机。     

以行政协同治理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范例

随着区域协同发展政策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区域协同研究正如火如荼,但现阶段学界尚有待阐明区域协同瓶颈之因并提出解决之法及相应的区域协同新机制。本研究试图聚焦于此,在理论层面梳理区域协同瓶颈产生机制与区域协同新机制,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推进机关事务标准化工作进行案例分析与问卷调查,在实证层面检验本研究的两个理论框架。案例分析发现,以机关事务为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存在治理尺度差异,这与中央政策调控共同构成协同的内外动机,驱动成渝地区深化合作意愿,卷入区域协同;与此同时,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在两地机关事务标准化协同工作中亦有所披露,并阻碍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协同发展。问卷调查数据进一步验证案例分析结果:推进协同地区加强行政治理协同、推进治理尺度统一具有紧要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推进标准化执行助推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的行政治理协同增强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互信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此外,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干部协同卷入的奖惩机制不完善,行政治理协同还需大力推进,两地协同仍有较强的地方本位意识。基于此,本研究认为,地方保护现象是长久以来中国实行区域分治所衍生的治理产物,消弭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区域一体化思维成为协同瓶颈破局之必然要求,而基于行政尺度视角出发的行政协同治理则可能通过为地区卷入协同建构与区域空间相适配的治理尺度,从而成为区域协同必然的路径选择。并且,协同是基于时间矢量上不断发展变换的过程,地方政府应当通过牢牢把握不同阶段中区域协同"动机—路径—目的"三核心元素以寻求合理的区域协同合作。     

“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在决策西部大开发的前后

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50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有过多次大动作：第一次大动作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骨干项目156项,就西部来讲,仅陕西和甘肃这两个省差不多就有40个项目。第二次大动作是“三线”建设,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投入了2050亿元,其中有几年的投资几乎占了全国总投资的一半。第三次大动作是在70年代初,中央决定引进一批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重大成套项目47个,其中23个放在西部。第四次大动作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中部进行的三峡、小浪底、二滩等特大型水电项目,油田、油气田的开发,煤炭基地,南昆线、南疆线等铁路项目建设,还有通讯、航空方面建设。国家这四次大的举措,为西部开发奠定了一定物质技术基础,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在这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期,党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发挥这些地区市场潜力大、自然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为加快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提供广阔的空间,为东部地区发展提供市场和能源、原材料支持,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迫切要求,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