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结合老年人储蓄偏好和消费特点,构建家庭消费计量分析模型,文章利用CHARLS2011、2013、2015年微观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划分年龄层次和消费类别逐级估计,重点考察老年人储蓄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储蓄水平越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能力就越强;分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更大;按年龄组别来看,中、低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高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按消费类别看,老年人储蓄偏重于家庭基本生活、教育文化、健康等刚性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储蓄对不同消费类别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支出、医疗保健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拥有房产对家庭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振作用,家庭收入和老年人借贷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     

中国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老年的定义和标准,但很少有研究直观地描述和分析老年人对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的看法以及其主观年龄的差异。本研究使用2014年至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的三期数据,比较分析不同队列在不同实际年龄(日历年龄)下认定的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的变化以及不同实际年龄老年人的主观年龄的差异。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受访者自我认定的老年的年龄标准平均为70岁,远高于社会上通常认定的60岁或65岁的标准;主观年龄和主观外表年龄平均在68岁左右,低于受访者的平均实际年龄(71岁),超过六成的受访者的主观年龄与主观外表年龄比实际年龄“更年轻”。进一步的统计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健康状况越好、与子女同住、有广泛的朋友支持网络以及更愿意参与村居委会投票的老年人所认定的自己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也更高。更多的社区娱乐场所或设施和室外活动场地也能显著地提高受访者认定的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更高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更好的健康状况是促使老年人的主观年龄和主观外表年龄小于实际年龄的重要因素。本文直观地描述了不同实际年龄的老年人所认定的自身进入老年的年龄标准以及其主观年龄与实际年龄的差异,为与年龄相关的老龄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浙江省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研究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浙江省各地的实际情况,了解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现状及老人的现实需求,深入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对策,以期为浙江省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变动轨迹:基于积极老龄化框架的实证考察

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框架和“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面板数据,文章从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对农村老年人老化态度问题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两种老化态度均以2008年为重要转折点,女性老化态度比男性更具多样性和多变性。健康、社会参与和保障都能引起老化态度的积极变动,但社会适应、子女经济支持和社区照料三个因素对消极老化态度有正向影响,而生产活动降低了积极老化态度水平。从贡献率看,健康因素对老化态度差异贡献最大,其次是保障因素、社会参与因素,健康因素更能解释积极老化态度的变化,社会参与因素对消极老化态度的贡献率更高,二者分别在女性和男性老年人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贡献率排在前四位的因素是精神健康、子女经济支持、医疗可及性和身体健康。用积极老龄化的观点帮助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口建立正确的老化态度将有益于养老问题的解决。     

国家中心城市分功能评价与测度——基于多源采集数据

国家中心城市评价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其评价内容包括综合功能和专项功能,指标结构体系包括国家中心城市、国家重要中心城市、潜在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和非国家中心城市四个层级。国家中心城市具有唯一性,对其评价的指标涵盖城市聚集全国高端要素资源能力的聚集度和城市向全国腹地城市进行要素和能量输出的联系度。本文采用多源数据进行评价的结论是：北京是国家综合中心城市,上海、广州是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深圳、武汉、天津、成都、重庆、西安、南京、杭州、郑州是潜在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在专项功能上,北京、上海、广州分别承担了多项或单项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深圳、杭州、天津、南京、西安、武汉、成都等在一项或多项上承担了国家重要中心城市的功能,配合国家中心城市发挥着服务和联系全国的重要作用;目前高端要素在国家综合中心城市和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高度集聚,但随着潜在国家重要综合中心城市在中西部地区崛起,并凭借其突出的交通优势,打破了东部地区对全国高端要素长期垄断的格局。     

特大型城市落户新政实效的分析 ——以广州、深圳二市为例

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流动人口的激增,全国多个特大型城市均已实行或拟出台相应的落户政策,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流动人口安置、治理与融入问题。作为同时拥有两个特大型城市的全国经济与人口大省广东省,落户新政的实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而对其实效进行分析与研究则具有相当的意义。而这,主要体现在珠三角核心的广州与深圳二市。本文主要就落户新政实施大的背景下广州与深圳这两大特大城市收获的实效进行比较、对比与研究,归纳多方面因素并结合实际与社会现状,最终形成一定的结论,进行归纳与总结,得出适用于特大型城市落户政策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