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实施效果与历史局限性

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制定于20世纪60年代,作为国际上最早出现的环境基本法,它在环境保护理念、制度和程序构建等方面有突破性的规定,至今仍能体现立法者的前瞻性.该法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实施历程,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众参与、政府综合决策等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为后人研究环境基本法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活标本.     

台湾地区《环境基本法》评析

2002年12月11日,台湾地区公布施行了《环境基本法》。由于《环境基本法》的公布施行是在台湾地区主要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均已公布施行后才制定公布,法规架构沿袭了台湾地区1970年代的《公害防治基本法》（草案）及1980年代的《环境保护基本法》（草案）,是否能够处理廿一世纪的前瞻性环境议题,符合“永续发展”的需求,仍有疑问。本文尝试评析该法,简介《环境基本法》的立法背景及沿革,检讨《环境基本法》的实施现状以及评析法规内容,提出本法的不足之处,最后并尝试提出迎向新世纪的环境基本法应具备的架构及内容。     

日本农村“三化同步”的经验及其启示意义

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既是各自独立的发展过程,又是相伴相随、交织在一起的发展过程。三者之间的不协调发展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日本1961年制定《农业基本法》,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成功地解决了三者之间的不协调问题,缩小了农工间不平衡发展和城乡差距。日本经验证明,建立健全农村"三化同步"的支持体系,就能够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并且加快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关于我国宏观调控基本法的立法思考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正式确立到发展至今,国家已经颁布并实施了大量的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专项法律法规。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现阶段我国的宏观调控立法体系与西方国家相比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因此制定一部宏观调控基本法律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立法体系完善的重要标志。     

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关系的角度

香港回归以来,基本法在实行普通法传统的香港法院的司法适用中,出现了以普通法方法适用基本法及以普通法解释基本法的现象,突出体现在香港法院违反基本法审查权和基本法解释权的行使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包括基本法与普通法法律推理和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全国人大常委会与香港法院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分歧,基本法有关制度和制度执行的缺失。应正确处理普通法和基本法的关系,推动普通法事后审查制度的常态化,维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查权等方面规范基本法的司法适用。     

关于完善我国税法体系的思考

税法体系是税法在法律形式上的整体布局和法律内容上的严密规范。我国现行税法体系主要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构成。现行税法体系存在着法律层次低,法律效力不高,税法的行政法特点不突出,地方缺乏适度的税收立法权等问题。需要尽快建立以税收基本法为核心,以税收法律为主,行政法规为辅的科学、统一、完整的税法体系。     

欧洲难民危机中德国的应对与政策调整

2015年八九月之交,德国因其接收难民的宽松政策骤然站上欧洲难民危机的风口浪尖,为了化解危机,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与应对措施。相对于20年前通过限制性立法发挥威慑作用的做法,当下的德国政府通过融入的主导思想和人道安置难民的实践,引导德国日渐发展为开放的移民国家。难民危机在德国的发展现状进入2014年以来,欧洲避难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德国首当其冲受到冲击,接受的避难申请量遥遥领先于其他     

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只是对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案件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这一全国人大常委会被动解释的程序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的三次释法实践发展了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特别是创设了主动释法的程序.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作出解释时,行政长官有权请求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主动释法,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以不主动释法为宜.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基本法的解释程序及其本身的解释.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立法研究

中国军民融合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军民融合发展法治建设存在着立法碎片化、立法层级低等不足之处,导致军民融合发展管理体制不清、职责交叉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缺乏强制力保障等问题,不利于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国家通过制定军民融合基本法律,规范军民融合发展管理体制、保障措施等,取得了较好成效。中国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应当借鉴美国等军民融合较为成功的经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统一的军民融合发展基本法,对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原则、领导机制、具体措施和法律责任作出框架性规定,作为构建中国特色军民融合法治保障体系的基础。     

我国《海洋基本法》中的“极地条款”研拟问题

综合考虑地理构成、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立法与政策规划的关系等要素,我国《海洋基本法》立法有必要纳入"极地条款",可以宣示我国极地事务的基本立场、基本政策并为我国极地立法确定上位法依据。就立法体例而言,可以将其放置在《海洋基本法》的"海洋区域"或"公海、国际海底区域与极地"部分,采取南北极条款分别表述的形式。其具体内容应当充分考虑南北极不同的国际形势、法律秩序以及我国的战略定位,"南极条款"主要宣示我国南极事务基本法律原则,授权制定国家南极事务规划,规定我国可以开展的南极活动,宣示我国将积极参与南极治理和视察等监督活动。"北极条款"应宣示我国参与北极事务的原则、主要法律依据及基本范畴,并规定我国开展北极活动的重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