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绍史:现行土地制度直逼重大变革临界点

日前, 国土资源部部长、国家土地总督察徐绍史在中央党校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省部级研讨班上指出,当前,城市与农村争地、工业与农业争地、燃料与粮食争地、住房与庄稼争地;矿产资源消费快于生产、生产快于勘查,国内供需失衡,对外依存度攀升.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这个两难命题,历史性地摆在我们面前.国土资源部要把"前门"开得大大的,把地用好、把矿用好,支持发展,改善民生,服务社会;把"后门"堵得严严的,对违法违规问题绝不手软,坚决查处.同时,还有四个重大问题需要一起研究探讨.     

论朱元璋统一岭南

朱元璋统一岭南 ,是岭南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本文通过对朱元璋用兵策略的分析 ,探讨其成功之因素。对于朱元璋为何南征北伐同时并举作了必要的辨析。文章除对岭南统一进程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外 ,还对岭南统一后促进北伐中原、西定川蜀的胜利 ;以及两广政区的重大变革 ,促进岭南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进行了相应的论证。强调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出现“度越中原”之势 ,实与岭南统一后省制变革密切相关。     

全球化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影响

全球化将波及到人类生活的各层面,也对海外华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随着华人活动的全球化,带动华语言文化的广泛传播,海外华文教育随之而发生演变。全球化时代必将带来华人的文化整合,华人必须在参与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各自国家的发展寻求平衡;同时保持民族性,使自身文化的特质进一步明确与突显。全球化也必将带来华文教育的整合。全球化将把海外华文教育带人一个新时代。     

论中国民营企业第三次创业的核心问题

本文论述了中国民营企业第三次创业的背景 ,分别对我国民营企业产权特征和公司治理的现状进行了具体分析 ,指出单一、封闭的产权已成为民营企业第二次创业的主要障碍 ,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亟须完善 ,从而明确了民营企业第三次创业的两大核心问题 :产权变革与公司治理的完善 ,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理想模式进行了理性思考。     

戏曲艺术：不断地探寻新形式——戏剧反思录之二

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表现为一个历史过程,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戏曲艺术形式达到高峰之后,常常会在自己内部孕育着异己的胚胎,导致发生逆向的转折。在戏曲艺术世界中,可以说一直就是处在这种艺术形式变革的探索之中。     

治理理论与公共管理(笔谈)

面对全球化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大变革时代,各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寻找一种更好地适应环境的新的治理形式,以便在经济的竞争中赢得优势并让社会获得有质量的持续增长.治理理论正成为回应这一变革的强势政治理论话语,支持这一话语体系的价值观和以之相一致的知识文本,修正了主流政治学的统治理论,并在全球范围引起政治家、学者以及官员、实业家的共识.立于中国公共管理实际、理解治理理论时,我们深感治理理论对重构中国民主政治知识体系,寻求善治的制度平台,转换公共政策制定模式,摆脱市场化进程中公共管理的低效甚至多方面的失败,在理论和运作上均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化转型中家庭观念的变革

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同外来文化及国内商品经济观念的冲突、碰撞、交流、渗透中 ,迅速向新型的现代文化演进。在文化转型期 ,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发生着急剧变化。这种变化的现象表现 ,是从一元化走向多元化 ,而变化的本质表现或主流趋势 ,却是从“以家为本”、“家庭至上”的传统观念 ,向“以人为本”、“个人和家庭兼顾”的现代观念转变。现代家庭观念既强调个人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自主权力和个性的自由发展 ,要求家庭关怀每个成员的需要和利益 ,为每个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服务 ;也重视家庭整体的和谐统一 ,要求每个成员自觉地为家庭承担责任和义务 ,实为“家庭为人”与“人为家庭”的统一。它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又包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 ,是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     

当前收入分配领域突出的问题

在80年代中期以前,收入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计划分配体制造成的平均主义,对此,社会各界都没有异议。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则既有计划分配体制遗留的平均主义问题,也有随经济体制和分配体制变革而出现的差距过大问题,对此,社会各界也没有异议。那么,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对此,     

梁启超与20世纪初中国戏曲变革

本文讨论梁启超的戏曲创作及其对２０ 世纪初中国戏曲变革的影响。指出：梁启超的戏曲创作,在样式、题材、人物、情节与冲突、语言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和革新,这既影响和规定了本世纪初中国戏曲发展的总体风貌和历史走向,也留下了值得认真总结、深入反思的实践经验和创作教训。他的戏曲创作与他在文学理论、散文、诗词、小说等方面的成就一道,构成了梁启超这座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高峰,这座高峰承前启后,对２０ 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至今犹在的深远影响     

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和制度变革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始的,与它相伴而来的是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喧嚣。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侵略战争的硝烟,拔开文化冲突的迷雾去审视这一进程的话,就不难发现,在所谓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后面,其实是一个制度危机。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近代化是一个由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民主制度转轨的问题。这也是解决上述危机的关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过“物质—制度—文化心理”等不同层面的觉醒,但却始终未能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作出应有的贡献。也就是说,在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他们还没有将自己对社会的理性反省与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权益的种种借口区别开来,便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争论,从而消解了自己在制度变革和制度建设上应该倾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