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阳市:为农民工返岗复工提供服务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德阳市人社局将农民工返岗复工工作作为当前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的头等大事来抓,闻令而动,主动作为,精锐出战,全力做好德阳农民工返岗复工服务保障工作。2020年元旦春节期间,全市在外务工农民工返乡共计69.15万人,截至3月12日,全市外出务工和返岗农民工总人数为55.23万人。     

新型城镇化下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生计脆弱性治理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中"新"的意蕴所在,而"人"的城镇化的关键是进城务工女性的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社会现代化与城镇化背景下,城镇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却滞后于社会环境变迁,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因政治参与受阻滞导致其利益诉求无法在政策过程中得以表达而被抛出发展轨道,难以抵抗外界突如其来的各种生计风险,面临生计脆弱性问题。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要求,尝试性设计出"各司其职"而又"同心协力"的政治参与制度体系,力图将进城务工群体尤其是女性的利益诉求纳入政策过程,帮扶她们"体面劳动"与"活得有尊严",促进其融入城镇真正成为市民,带动其举家迁居进城,实现家庭的城镇化进而实现人的城镇化。     

农村女性流动打工经历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

本文利用调查数据,对是否外出打工及不同类型打工地的农村女性家庭经济地位差异进行对比,考查在资源因素与文化规范变迁的多重影响下,不同的打工经历对农村女性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及其发展变化。     

用真诚与坚持铺就成功之路——记吉林省"十佳"农民工王树海

他曾年少轻狂,仅揣着200元钱就敢独闯社会;他曾懵懂无知,被人骗了工钱却不知申诉;他曾发奋学习,像海绵一样汲取点滴知识;他曾努力打拼,吃、睡在露天的工地上;如今,他踌躇满志,成立公司、扩大经营,向着心中的理想迈进。他就是吉林省天达信     

论外出农民工“临时夫妻”的性质及其解决对策

目前我国沿海城市出现了外出农民工“临时夫妻”现象,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尽管问题的产生有其特殊背景和原因,但这种行为在性质上是违反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容易引发家庭纠纷和社会矛盾。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我们应当通过制定《农民工权益保障法》,破除城乡一体化障碍,促进农村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依法处理矛盾纠纷,惩治破坏婚姻家庭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等多种途径,从法律上切实维护外出农民工的婚姻家庭权益,为实现外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法治保障。     

走还是留: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 意愿的实证研究 ——基于成本—收益理论

文章基于成本—收益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框架,采用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二元Logit回归计量分析,探究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决定因素,最终得到以下结论:成本和收益从经济、心理、社会和个人资本4个方面,通过博弈来显著影响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文中的4个假设基本成立,印证了成本—收益理论在中国返乡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问题的应用,即外出的收益与再次外出务工意愿成正比,成本与之成反比关系.另外,研究发现:获得专业技术职称会降低再次外出务工的概率;农村土地资源禀赋、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再次外出务工的意愿影响并不显著.     

纤手撑起一片天——关注农村“留守部队”之“留守妇女”篇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大量农民工“东南飞”的现象,农村中一个特殊群体正在形成——“386199”部队。“386199”是个代号,也是许多偏僻乡村的现状：“38”是指在家带小孩的妇女;“61”是指父母外出打工后留守的儿童;“99”是指老人……由于“留守部队”问题已不仅是某个家庭、某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如何积极探索关爱农村“留守部队”的长效管理机制呢？为此,本刊推出关注“留守部队”系列报道,深入关注农村“留守部队”中儿童迷失、妇女无助、老人孤独等现象。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外出旅行 必备哪些药

天气转暖,又有很多人开始外出旅行。在出行的过程中,人容易疲劳,抵抗力也会变差,加上火车、汽车里空气流动不畅,很容易患上晕车、腹泻、感冒、过敏四大"旅行病"。因此出行前最好必备以下几种药。晕车药对于晕车的人来说,做好防晕车显得格外重要。目前市场上的晕车药有口服晕车药、晕车贴片等,其     

广西凭祥跨境越南劳工的形成与特征

本文以广西凭祥市为田野点,考察来华越南劳工的形成机制及群体特征。越南劳工的跨境行为主要受广西劳动力需求以及中越工资差异驱动。跨境务工则大致可以分为关系恢复期、务工繁荣期、合作转型期三个阶段。凭祥的越南劳工具有9成来自北部或山区地区,跨境民族数量大,男女性六四分,青壮年占7成,文化水平偏低等特点。本文发现中越跨境劳务合作政策实施后,边境地区的跨境务工秩序得以形塑,两侧人口有序流动,跨境组织方式逐渐正规化、商业化,跨境务工群体也更为多元。越南工人到中国边境务工,不仅再生产了区域文化,也再生产了全球化下劳动力流动的秩序和社会结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