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主义的幻灭和《大公报》的历史话语

"小骂大帮忙"曾经长期被用来作为对新记《大公报》所持的评价。本文从办报理念和实际操作的历史表现两个层面来对《大公报》这一历史评价重新进行审视与分析,认为《大公报》的历史作为并非是"小骂大帮忙"寥寥数字可以概括的,并提出历史遗产的真正意义与价值所在。     

民国初期劳动管理问题初探——兼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

1920年1月底至2月初,上海厚生纱厂到湖南招收女工一事在湖南省会长沙引起了强烈反响,社会各界在长沙《大公报》、《湖南日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上就此事展开了激烈辩论。时任《新青年》主编的陈独秀选择其中的15篇文章,加上自己的评论《我的意见》一起以“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编入《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第七卷第六号）,这组文章反响甚大,影响深远。后人甚至认为此文标志着陈独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初步形成。而参与其中的穆藕初、朱执信等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朱执信（1885－1920）是孙中山先…     

传播媒体与文学译介——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

以出版、期刊、副刊为主体的文学生产方式和传播系统，既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考察文学译介活动不可或缺的途径。本文回到历史的语境，以同人刊物《学衡》和大众媒介《大公报·文学副刊》中的译介活动为中心，结合译介者群体诗学观的转变，探析中国现代文学报刊从同人话语向大众媒体的转变过程对文学译介所带来的影响。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男女社交观——以《大公报》为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在破除一系列旧思想、旧文化的同时,还提倡妇女解放、自由主义、个性平等等适应时代潮流的新知,其倡导男女合校打破了自古以来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传统。在这种背景之下,20世纪20年代《大公报》刊发了多篇专门探讨男女社交现象的文章,在提出鼓励男女平等社交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之中所存在的社会问题,从而提出解决办法。     

近代知识女性的双重角色:以《大公报》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大公报》中的几位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中心,探讨知识女性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如何走出传统大家庭,接受新式教育,步入社会,成为职业女性,及各自婚姻家庭的实际状况,并对其家庭角色做类型分析,进一步解读知识女性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和所扮演的家庭角色     

五四时期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以长沙《大公报》为中心

五四时期的湖南妇女解放运动从要求婚姻自决权开始,继而发展到要求男女教育平等权、财产继承权、参政权等,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究其原因,一方面,湖南有一批如曾葆荪、吴家瑛、王昌国、王钰、许友莲、周天璞等为代表的非常优秀的觉醒女性;另一方面,也与<大公报>等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是分不开.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民主言说的特色——以1930年代《再生》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不再延续白色恐怖下的缄默．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出路发表意见，希冀能影响当局。报刊议政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动向。其中，《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是非党派知识分子论说的园地，《再生》《时代公论》则代表了党派知识分子的心声；     

于幼军的这些年

2015年1月14日,国务院公布新一轮任免名单,62岁的于幼军被免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一职。这位曾经的明星官员,从深圳到湖南、山西,再到北京,仕途几度起伏,几乎每次职务变动,都曾被媒体和公众解读。才子从政成长为政治新星于幼军是江苏人,在广东长大。早年的于幼军,专注于学术。据澎湃新闻报道,1985年至1986年     

创新：《大公报》留给天津文化的记忆

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大公报》创造了许多第一,铸就了中文民营报业的辉煌。源源不绝的文化创新,是《大公报》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近代天津比起全国知名的文化名城自愧弗如,但《大公报》依托繁荣的经济,宽松的政治,有现代通讯条件的环境,吸纳了全国的文化精英,创出了天津文化的名牌。     

《大公报》与南京政府初期之裁兵运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随着北伐成功以及中国形式上统一,裁兵运动重新提上议事日程.<大公报>认为裁兵不仅反映了民众呼声,亦是救民众于灾难之中的一项重要行动,遂担当起舆论鼓吹的角色,为裁兵运动大声疾呼,力图促进各界人士共同推动裁兵事业取得应有之绩效或实质性进展.该报详细报道了裁兵运动发展的全程并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此次裁兵的缘起及其失败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