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制度与中国艺术乡建——兼论审美治理的中国经验

艺术乡建作为乡村建设的新形态,以“艺术介入”之维体现其特殊的价值和意义,近年已取得了系列性的成果,同时也因对于“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理解与实践有所差异而存在诸多问题。艺术乡建实则并非局限于艺术家/艺术作品的介入,而是在当代多元文化叠合的语境中,综合运用美学、艺术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以审美经验的自律为基础,对乡村自身的礼俗秩序及其嬗变进行发掘和阐释,并以当代审美经验构建新的乡村共同体,从而真正激活乡村自身的价值。礼乐制度是富于中国经验的审美治理机制,探讨礼乐制度如何在民间接衍并建构其当代形态,是实践中国艺术乡建由“外”而“内”并交互共生的重要路径。     

社会困境治理模式的经济学分析

社会困境主要描述的是由人的利己动机而引发的个人利益最大化与群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矛盾,其行为表现是人们选择竞争还是合作的矛盾,这种矛盾渗透在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一个协调、有序、良好的生存环境和社会秩序。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化社区治理研究

当前,信息技术是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新兴的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共享性等特点,在整合社区资源、优化公共服务等方面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基于区块链技术,由政府主导,加大新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规范监管体系,能提高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交流沟通效率,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也有助于打造高效的智慧化社区。基于此,文章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慧化社区治理展开分析和探讨。     

城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合肥市城市停车现状及治理策略研究

城市停车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可以有效反映出城市治理水平的高低。文章通过文献资料分析、数据收集等方式,分析安徽省合肥市城市停车现状,阐述城市治理现代化为解决城市停车问题提供的重要指引,最后提出合肥市城市停车治理策略,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推进合肥市城市停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提供“互联网+停车”服务等。     

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研究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创新了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结构,提高了政府治理能力,但也给政府治理带来了诸多挑战,如数据安全隐患、数据治理难题增多等。因此,政府须从意识、法律保障、人才支撑、多元化治理结构等多维度探索政府治理的优化路径,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此,文章分析大数据时代对政府治理的积极影响,以及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困境和优化路径。     

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效能提升途径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种中介服务机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其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由此也推动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规模化发展。随着会计师事务所规模不断扩大,在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基础上,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也不断拓展,由以市场监督为主向服务市场为主转变,并逐渐成为第三方独立机构,市场对其的认可度也不断提高,其逐渐成为金融管理、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市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会计师事务所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如审计质量问题、恶性竞争问题、人员流失问题等,归根结底是由于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效能低。为推动会计师事务所良性健康发展,发挥会计师事务所职能优势助力市场经济服务,其应加强内部治理,推动效能提升。文章主要围绕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治理效能展开论述,探讨有效提升其治理效能的途径。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财务绩效的关系综述——基于绿色治理的视角

绿色发展是现今世界各国重点关注的议题,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离不开绿色治理。企业作为绿色治理的主体,其环境信息的披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受到不同因素的驱动,不同情况下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厘清两者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框架,为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企业绿色治理水平,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建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70年历史进程与经验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大体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治理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实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人民公社化运动,集中力量发展生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发展乡镇企业,建立村委会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基层民主,后来废除了存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制度。进入新时代,党提出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治理70多年历史进程也为我们日后的乡村治理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社会治理共同体中的公众及其责任探析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对社会治理共同体进行了阐述,提出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要求。公众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在治理中承担着参与的责任。公众的责任是外在责任和内在责任的统一。“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有何责”阐明了公众的外在责任,即作为建言献策者、协商者、监督者承担着利益表达、参与协商、监督反馈的积极责任;“公众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如何尽责”指明了公众的内在责任,即有责并不一定尽责,尽责需要保持理性,依靠自身能动性以及道德自律。     

从“共同治理”到“治理共同体”：基层社会治理实践逻辑转换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话语创新,也是对社会治理目标的更高追求。社会治理提出以来,基层探索了丰富的“共同治理”实践模式,但是面临严重依赖党政推力、合作共治浅层悬浮、制度认同度低又难执行等新困境。“治理共同体”意指多元治理主体以共同体成员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共同体纽带激活内在动力、以共同体关系优化治理结构、以共同体规范完善治理制度。从共同体“纽带—关系—规范”审视治理“动力—结构—制度”,能够更加清晰地审视“共同治理”的问题症结,为破解困境指明方向。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亟待从简单“共同治理”走向“治理共同体”,包括在治理动力上从应激响应到日常韧性、从行政末梢到动员起点、从个体性到公共性;在治理结构上,从差异性到互补性、从表面到嵌入、从偏利共生到互利共生;在治理制度上,从行政场景到生活场景、从封闭到开放、从纸面到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