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与超越——论夏目漱石文学中的基督教思想

夏目漱石对于基督教的态度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嬗变过程,内心呈现出极端的矛盾,他反对宗教中的偶像崇拜及形式主义,憧憬宗教的道德伦理和超越思想。夏目漱石关注宗教主要是出于"生存困境"和道德上的探寻。基督教宣扬真、善、美,道德、良知、宽容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正契合了他的文学理想。他的文学真正地追问人的生存状况,希望从宗教中能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其意义在于超越生存困境,塑造崇高人格,提升社会道德。     

秦末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与楚汉战争胜负研究

楚汉战争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战争之一,关于这场战争胜负的原因,史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有用人说、刘邦项羽性格素质说和地理因素说。但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两大集团对于当时社会各阶层利益诉求的回应。项羽在主持分封时损害了旧贵族和豪杰出身的义军领袖利益,导致他们起兵反叛。又不能分利与士,失去士阶层的支持。他完全忽略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使他丧失民心,无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终陷入各种势力的联合剿杀,兵败而亡。而刘邦则相反,他不仅"饶人爵邑",与士同利,赢得士阶层的支持;又顺应民意,废除秦之酷法苛政,并把秦之苑囿园池与关中民耕种,与民同利,赢得关中民心,有关中作根据地,这是其取胜的根本原因。     

张载对"理"概念本体涵义的揭示

学术界一般以为"理"或"天理"概念始自二程,实则在张载那里,已有指代"道体性命通而为一"的"理"或"天理"之概念,故张载在提示"理"的本体论意义上具有独特的贡献。不过,张载虽有自宇宙原则角度出发对天理问题的思考,但更多体现的是在"当然之则"含义上的关注,而这个问题过去尚未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当然由于张载尚未将天理认作为其哲学中的根本观念,所以这个观念还是与二程洛学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陶器之道，开天辟地（上）——上古四千年伏羲族历法史

本文为“伏羲学”系列论文之一。作者运用遗传学、考古学、文献学三重证据,论证了上古华夏区域四大族群的不同文化特征：西部伏羲族是唯一的彩陶族,东部黄帝族、东夷族、南蛮族是三支玉器族。进而根据百年考古出土的大量彩陶纹样,论证了公元前6000年伏羲族在祖地甘肃天水大地湾历法“开天”,伏羲支族在先仰韶-仰韶-龙山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东扩“辟地”,伏羲族历法和彩陶随之东传到东部三支玉器族。龙山末期（公元前2000年）黄帝族南下入主中原,征服伏羲族、东夷族、南蛮族,建立夏朝。     

"民本"观念彰显——周公对颛顼"绝地天通"观念的修正

鉴于民神杂糅带来的弊端,帝颛顼通过"绝地天通"将天地交通的权力垄断集中,一方面固然消除了"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的弊端,但王权的膨胀却易导致对民生的忽略.周公的"天命观"对于颛顼"绝地天通"观念乃是一个修正,一方面延续了对天地交通权力集中的观念,另外一方面又将民意视为天命对王权加以限制.这一修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先秦儒家天人观发展述论

天人问题是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先秦儒家,尽管“天”的含义在各个阶段、各个思想家那里有所不同,但在天人观上,从孔子、孟子到荀子,总体特点都是以人为立足点,强调在人的能动基础上达成与天的合一；同时,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先秦儒家对天的认识也明显地呈现出宗教主宰意味乃至道德意味下降,人文意味增强的趋势,这也正是社会进步、人类的主体意识觉醒的自然结果,是人类思想文化演进的必然趋势。     

论析“不求知天”、“知天”和“制天命而用之”的逻辑关联

荀子将“天”视为自然而然层面上的哲学范畴,“不求知天”旨在拒斥奢求知天的进路,并未否定天的可知性和人的知之能。相反。“不求知天”正是以“知天”为其归。井构成后者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不求知天”和“知天”作为人的合理且积极的作为的组成因素。两者又指向井内涵于“制天命而用之”的过程中。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     

《达生》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三篇。《达生》演绎《养生主》义理,阐释庄学俗谛“达道全生”的养生之道,准确全面,更为丰富;同时像乃师庄子一样,对孔子“然于然,不然于不然”。由于郭象删去第三章至关重要的斥孔24字,导致旧庄学未能领悟《达生》精义和通篇结构。     

“天”有病，人知否？——龚自珍批判思想的哲学解读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已亥杂诗》）。龚自珍这位给“天”诊病的晚清思想家,在道光时代,可能是看得最远的中国人。当满朝文武还沉浸在“超汉迈唐”的盛世幻想中,他已经看到了其中的腐败,大清帝国已像春天的橘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龚自珍位卑言轻,纵是忧国忧民,也都被认为是一个文人不得意的牢骚罢了。他悲怆地呼喊几声,应者寥寥：但他犀利的批判思想,恰如一道闪光,横空出世,仿佛给患病的帝国开出一剂猛药。这剂药能改变“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世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