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天人合一"观与现代人天和谐观之比较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中具有丰富的环境保护观念,体现了其积极的思想内涵.但是由于它产生于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的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从而与现代的人天和谐观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以内省自思的思维方式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忽视了其冲突的一面,过于强调自然的伦理道德意义而忽视对自然规律和奥秘的探索.而现代的人天和谐观则从认识和实践的结合出发,立足于实践,既要求科学认识自然,又要求积极探索、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黄宗羲民本主义理念与卢梭人民主权学说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发展到了极限,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时期,成为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理念的桥梁,很多进步思想家把黄宗羲与卢梭进行比附.文章正是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了黄宗羲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与卢梭人民主权的民主思想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期对正确认识黄宗羲和中国的传统思想有所启示.     

论庄子的自然观与其"三言"表达方式的统一

庄子的万物齐一、因任自然的自然观,决定了《庄子》一书行文表达上采用了“三言”的形式。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作品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寓言”,“借外论之”,借寓言以论“道”;“重言”,借重“往古佐证”以申明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学说;“卮言”则为“无言之言”,是庄子表达“道”的“言”之最高境界。庄子的自然观与“三言”的表达方式的高度统一,正是庄子“以天合天”思想的具体体现。     

"蛮性"退化与艺术的改道--论曹禺后期戏剧创作

“蛮性”是曹禺前期创作的心理驱动力及审度人性的重要标尺。建国后,“蛮性”在意识形态的约束下逐渐退化,随之,作家的创作状态、审美取向、剧中人物的精神气质、作品的艺术风格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礼治模式下中国传统法律的秩序观——以唐律中侵害皇权罪为中心

中国传统法是一种礼治模式,礼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特质,也形成了中国传统法律中独特的秩序观.在古人观念中,礼被认为是对天的一种拟制,体现着天道的和谐精神,因而礼制秩序被视为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自然推演.在礼制秩序的安排中,天子被视为交通天人的媒介,他通过祭祀天地来保障宇宙全体秩序的安定,实现人与神圣的神灵世界之间的和谐.正是基于这种特有的秩序观,唐律对侵害皇权的犯罪中处以重刑,不仅仅在于这些行为侵害了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而且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以君主为中心的天人秩序,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律对和谐的价值追求.     

古史辨派在国学运动中的意义

自1926年起以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集聚了数十位学者,以疑古的态度讨论古史,形成古史辨派.他们以讨论古史为学术辨伪的突破,讨论范围扩展到先秦两汉典籍、诸子和学术史等问题.古史辨派是国学运动中的一个流派,讨论古史是整理国故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是在新的国学观念引导下进行的.古史辨派采用的方法是传统考据学与科学方法的结合,即以细密的考证探讨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扫除因袭与谬妄,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发展.     

论《淮南子》的生命美学精神

<淮南子>继承并发展了先秦道家的生命哲学思想.其中"道"蕴涵了丰富的生命美学精神,建构了形、神、气三位一体的生命美学结构,"尊天保真"生命美学理想的追求在真正形而上的层面上诠释了生命的深层意蕴,对中国审美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习与性成——《尚书引义》中船山对孔孟人性论之折中

船山的“习与性成”说奠基在“性日生日成”说的基础上,而其最主要的特点则是对性的初生和生后两种状态的区分。初生之性来自“天之几”,而生后之性“天之几”与“人之几”并存,统此二者的表述就是“习与性成”。“习与性成”者,初生之性随习而完成,生后之性因习而生成也;“习与性成”突出地显明了初生与生后之性既分又合的一体性。船山对孟子“道性善”和孔子“性相近”的折中,正由此见出。     

《奈何天》:从小说到传奇

传奇《奈何天》是根据李渔的话本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改编而成。当我们用李渔的“立主脑“、“减头绪“、“戒荒唐“等戏曲理论原则来审视、对照改编前的小说与改编后的传奇,会发现这些原则并不适合改编成的《奈何天》,却适合改编前的《丑郎君怕娇偏得艳》。由此可知,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与理论并不能够完全契合无间。《奈何天》偏移李渔相关戏曲理论原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关涉到李渔对小说、戏曲两种不同文体的认识,又离不开他以劝惩和娱乐为目的的创作旨趣。     

顾颉刚与闻一多神话研究比较

顾颉刚为研究古史而进入神话研究领域,并得出“古史即神话”的结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历史演进法”,为系统梳理与研究中国古神话开辟了道路。闻一多自觉地把神话研究与诗学理论结合起来,开拓了神话学的诗学研究天地,他采用人类学“三重证据法”,解开了古诗阅读中的神话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