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游戏与儿童的世界接轨

游戏是玩,能够让孩子快乐;游戏也是一种沟通方式,能够帮助孩子表达.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要谈心中的困扰很难.并不是孩子不愿意讨论,而是他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词汇或思考技巧来表达.这时候,游戏就成了通往孩子内心的桥梁.     

柳宗元《天对》神话观辩疑

柳宗元《天对》遥承屈原《天问》,探讨了众多神话问题。柳宗元的神话观和自然哲学观紧密相连,他认可“天人相分”的哲学论,体现唯心主义天命观的“符瑞论”就成了柳宗元攻击的靶子。《天对》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神话只是柳宗元反对天命观的“载体”而已。柳宗元对神话的裁剪并非一个尺度,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一些美丽的神话还是首肯的,并非想消解神话的情趣。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与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八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并且指出,崇尚道德与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     

先秦儒家秩序构建思想中的天

先秦儒家思想的共同目标是结束乱世,实现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的转变,使人们生活在一种具有安全感和稳定感的社会秩序之中。先秦儒家秩序建构思想的终极依据可以归结为天:秩序本身及其规则来源于天;秩序建构主体的智慧和权力来源于天;秩序建构的核心价值及其崇高性来源于天。以天为秩序建构依据的思想后来为董仲舒所发展,并且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绝地天通与中国政教结构的开端

五帝时代之所以作为中国史的开端,乃是基于如下的意识: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下政教形态在五帝时代业已开端.它体现在帝与群神的二层级的政治构造上面;这一构造对应于三代王制中的天子与诸侯的共治结构;而在天下型国家成立之后,这一构造又变易为圣与王、君子与君主的共治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传统政教形态的典范.帝与群神的分工,导致了对民的统治被架置在文化上而不是狭义的政治上,初步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教将政治镶嵌在文化中的基本精神.     

法律的地方主义轨迹与法制现代化——对日本司法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考察

日本的调解制度有着与传统日本社会连贯一致的、地方性的发展轨迹.每一次法律制度的改革,其动力并不完全来自法律的自身逻辑,社会的发展需要才是其主要的源泉.调解制度与审判制度相结合,有效地弥补了日本司法制度的不足,降低了司法成本,缓解了社会冲突.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应根据社会的发展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避免将法治化进行功利的、简单的、意识形态的处理.以往曾作为东方经验的中国调解制度应在这一改革进程中激发活力,承担新的功能.     

我国现行企业应税并购制度的解构与完善

在现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制度框架内较详尽解析了现行应税并购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运行机理,揭示了现行制度存在着目标企业股东层面上当期确认待遇的不公平性与收购对价分摊规则缺失的两大缺陷,并进而论证了我国应当借鉴美国并购税制来建构我国的收购对价分摊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