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塞尔对科学的哲学维护

胡塞尔把理性危机和哲学危机视为近代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并运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建立所谓严格科学的哲学，从而在由纯粹理性建构起来的“生活世界”的基地上对具体科学进行了哲学维护。但是，胡塞尔的见解启示与困难并存。他的出路在于，用实践的思维方式取代“看”的直观，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取代神秘的现象学方法。     

国际反垄断法对国家垄断的规制探讨

国家垄断是国际反垄断法的重要调整对象之一。为协调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家经济利益的关系，国际反垄断法既要对妨害国际公平竞争的国家垄断予以限制，也要对一些特定行业、特定情形和特定国家的国家垄断予以豁免。     

论英汉词语的文化底蕴制约——从White Elephant的释义谈起

white elephant的表层意义明白易懂,而隐含其中的文化涵义却难以从词的表象中揣摩出来;“white elephant＝白象”这种“对等”而有时却大相径庭的语言现象在英汉交际中非常普遍,极易造成交际障碍与失误。词语的文化涵义渗透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具有很大的隐蔽性,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语言现象。语言学习不能独立于文化之外,文化学习也不能脱离语言实际。据此,本文拟从词语、习语、修辞、句子等四个层面对英汉词语的文化涵义予以比较与分析,以揭示英汉词语的文化差异、追溯其渊源。     

同意观念的历史谱系与当代困境

通过提出明示同意与默示同意这两个不同的同意概念并强调有别于集体同意之个体同意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对默示同意的分析和说明,洛克使得近代意义上的同意理论逐渐浮出水面。同意理论在颠覆君权神授理论、确认人民主权思想的过程中有着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虽然在现当代,同意理论因遭遇到越来越多的诟病而逐渐步入困境,但同意理论并非一无是处。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强调政府及政府行为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这一点,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秩序的合法构建来说仍然具有极为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论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

《反腐败公约》第18条分别从行贿和受贿的角度规定"影响力交易"犯罪。受制于"重受贿、轻行贿"的不对称立法思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第388条之一仅完成第18条第2款的国内法转化任务。基于条约必须履行的国际法准则、贿赂犯罪的对向性与贿赂犯罪罪名完善等理由,应根据《反腐败公约》增设"对有影响力人员行贿罪",并明确相应的罪名、条文、罪状和法定刑。     

幽默四则

正手机掉了老马跟团旅游在宾馆住下。第二天上大巴准备出发。导游按惯例在车上大声提醒大家:各位检查一下钱包、手机、钥匙等,别落下东西。一车人表示没丢下东西。车行片刻,老马突然说:导游,我手机落宾馆了。导游问为什么不早说,要他仔细找找。老     

正确行为与道德困境——赫斯特豪斯论美德伦理学的行为理论

作为当代规范伦理学的主要类型,美德伦理学同规则伦理学一样关注“正确行为”,并提出了相应的行为理论及其论证。根据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代表人物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的看法,正确的行为是美德行为者在道德情境中将会典型采取的行为;而美德行为者则是那些具有实现幸福或繁荣所需要的内在品质的行动主体。美德伦理学对正确行为的指导,是以源自美德行为者的内在品质但又体现为一定程度的“美德规则”作为基本形态的,而并不主张或认同法典化的决策程序。面对道德困境,美德伦理学通过区分行为指南与行为评价以及可以解决的困境与不可解决的困境,揭示出美德行为者可能面临的四种困境类型,表现出行为者在实际的道德情境中不一而足的行为状态与心理状态。     

必要共犯概念的法教义学解读： 语境、冲突与纾解

[提要]“必要共犯”作为从德日刑法中引进的概念,与我国共犯立法模式、犯罪构成体系、共同犯罪本质等刑法理论存在冲突之处。在厘清德日刑法中必要共犯概念的基础上,在我国刑法语境中应充分肯定必要共犯在我国存在的理论价值,在最广义的共犯层面上将其作为与任意共犯相对应的一种“技术性”的共犯分类方法,赋予其“功能性概念”的体系定位。必要共犯应在犯罪阶层论中第一阶层“构成要件符合性”中考察,坚持行为共同说的共犯本质,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论和秉持正义理念的学理论,在明晰相关认识论基础上构建必要共犯的研究平台,纾解其与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冲突,充分发挥必要共犯理论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法教义学功能。     

“湘西会战”中美空军作战研究 ——基于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日反攻战略调整之视角

抗战以降,国内各阶层始终关注对日反攻战略的推进,国民政府也不断调适其对日反攻战略。在此态势下,1945年4月日军发动“湘西会战”,欲达到摧毁芷江机场、压迫国民政府屈服、避免日后陷入多线作战、掩护桂柳等地军队撤退之目的,为防卫其本土服务。中美空军尤其是空军第五大队英勇战斗,始终掌握制空权,力图构筑陆空协同作战体系,战绩突出,是湘西会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保证。国民政府以会战胜利为契机,命令军队转入对桂柳等地的反攻,标志其仓促调整并实施对日反攻战略。国民政府此举与中共在敌后实施的普遍的局部反攻,协力推动了抗战胜利的早日到来,由此也凸显了湘西会战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论对向犯

我国刑法理论对对向犯鲜有研究,但刑法规定的犯罪却有这样的形态。在以人为对象的犯罪中,行为人与相对人的行为各自指向自己的相对方,并以对方的行为存在为要件的犯罪形态即是对向犯。我国刑法对对向犯的对向关系双方行为人规定有三种处罚方式:同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罚一方。对于前两种应当按照刑法规定予以定罪量刑。对于第三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应当只处罚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一方,另一方不予处罚。但是,如果“不罚一方”的行为属于超出了对向行为的正常模式的教唆行为或者帮助行为,就可以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追究其共犯的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