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之桥——论普罗提诺宗教思想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

普罗提诺宗教思想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灵魂如何走向上帝以达到灵魂与太一、人与上帝的合一.这一颇具神秘主义特征的宗教思想在三位一体、上帝观、神正论、时间学说和神秘主义等方面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双重影响,既被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正统神学所接纳,又为阿里鸟斯派和艾克哈特等基督教异端提供了理论来源,并通过他们对基督教神学乃至近现代西方思想产生了弥足深远的影响.普罗提诺搭建了一座思想之桥,连通了柏拉图与奥古斯丁、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古代世界与近现代世界.     

三种对待"弑父"情节的态度及其辩证关系

文章在希腊神话故事的基础上,通过概括、比较赫西俄德、苏格拉底与奥古斯丁时待"弑父"情节的不同态度,最终揭示了三者对于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和城邦神学的思考与评价,及其内在的哲学演进过程.     

奥古斯丁和康德论应该与能够的关系

应该与能够的关系问题是伦理学的基础性问题.奥古斯丁的"我应该,我却不能够"与康德的"我应该,我便能够",是应该与能够关系的两种不同的类型.这种不同的关系类型根源于奥古斯丁和康德从不同的立场以不同的方法对人性做了不同的诊断,因而两种关系类型体现了不同的、属人的关系,展示了人的不同地位和处境.     

悬浮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命运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奥古斯丁与小说的政治观点

《汤姆叔叔的小屋》自1852年起一直都是文学界人士诸多评论的焦点,它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已经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考验,实已无可厚非.但是,小说中浓郁的宗教说教气氛与其激励民众奋起反抗的政治力量之间似乎存在着令人费解的矛盾,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奥古斯丁这个人物形象,可以看到作者是如何利用这个角色来解决小说内在的分裂性矛盾,如何通过他来传递作者自身的政治观点.     

“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奥古斯丁的修道理想与文本解读之惑

中国学界和民间解读奥古斯丁以及中世纪的修道理想的困难在于,受到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各种世俗化思潮的冲击,浸润于我们自己通俗文化中对佛教修行的误解和非议,我们一直把注意力狭隘地放在独身这一修道生活的特殊层面上,认为这是违背自然的,甚至是虚伪的。西方学者对修道传统的解释更多地是追溯到古典文化,尤其是其中的新柏拉图主义,强调这一思想传统在灵魂与肉体之间所构建的张力对基督教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以奥古斯丁涉及修道问题的文本为研究对象,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分析方法和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思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基督教修道传统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修道代表着一种积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而绝非是禁欲主义的。     

浅析奥古斯丁自由观的内在结构

奥古斯丁的自由观深受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和当时已经广泛传播的教父神学的影响。奥古斯丁把人的意志与上帝的意志完全平行的状态叫做自由。他说上帝的意志与其本体的绝对不变性和真正永恒性同一,而人的意志却随着人的本性的堕落和复原而产生偏斜和恢复。人的本性从原初到得救赎经过了四个不同阶段,所以奥古斯丁的自由观也随之表现出了四层不同的内在结构。     

三种对待“弑父”情节的态度及其辩证关系

文章在希腊神话故事的基础上,通过概括、比较赫西俄德、苏格拉底与奥古斯丁对待“弑父”情节的不同态度,最终揭示了三者对于神话神学、自然神学和城邦神学的思考与评价,及其内在的哲学演进过程。     

奥古斯丁原罪论与荀子性恶论的犯罪之维

中世纪奥古斯丁依其宗教神学观提出原罪论,并以此来说明人为什么会犯罪;中国古代的荀子依其唯物观及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所以为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原罪论、性恶论从不同视角阐释了犯罪产生的根源及本质、犯罪的原因及防范控制。     

奥古斯丁的宗教幸福观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奥古斯丁是为基督教进行哲学辩护的第一人,在他的基督教观念或思想中存在一些积极的理性因素,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启示的作用。本文试图以奥古斯丁的幸福就是拥有上帝这一命题为导引,阐明基督教对社会所起的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