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生产主体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研究

叠加认证能显著提升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安全的信任程度和额外支付意愿。采用专业大户、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三类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数据,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分析浙江省食用农产品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后发现,生产主体的多重认证行为除受生产主体的经营规模、人力资本、自有品牌状况等个体特征与市场结构特征显著影响外,还受到市场激励、主体责任压力和交易成本的显著影响。总体而言,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是在自身能力及环境约束下的成本收益权衡,生产主体的质量安全多重认证行为更主要是受市场激励和主体内在责任的驱动,而非政府的规制压力。     

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规制的威慑机理及实现途径

三鹿破产程序裁定的终结导致结石患儿面临零赔偿。当赔偿不能时,刑法规制变得迫切而必要。这是因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失灵问题,而经济处罚不能有效遏制农产品生产者的“道德风险”,所以刑法规制成为防治农产品质量安全违法行为的最有力的措施。但是,目前,农产品质量安全刑法规制在立法和司法方面还存在一定问题,因此,降低立法成本,遏制犯罪发生;加大执法力度,促进法律实施;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协调机制将成为实现刑法规制的有效途径。     

论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对策

外来物种入侵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对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巨大成胁,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已经对我国造成了重大损害,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生态安全.我们应当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启动包括加强立法、促进合作、加大投入以及实施环境教育等多种举措在内的综合治理机制,不断提高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能力和意识,逐步完善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制度.     

环境经济学:中国的进展与展望

本文从环境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角度出发,介绍了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的最新研究进展,并对环境经济学在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与研究做了展望。随着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公众对环境质量需求的提高,环境经济学所关注的内容会更加全面并逐步深化,环境经济学在中国环境管理中的作用也将日益显著。     

安全观转型与中俄安全合作

冷战后 ,安全观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正在由传统安全观向新型安全观过渡。当前的安全观可分为三类 :传统安全观、过渡型安全观和新型安全观 ,占主导地位的安全观是过渡型安全观。从这个研究视角出发 ,本文认为冷战后中国和俄罗斯之所以在安全领域进行了良好的合作 ,其根本原因是都能顺应时代的要求 ,奉行的都是过渡型安全观。     

征稿简则

本刊主要刊载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等领域的学术论文。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沈阳市农村水利建设

一、农村水利与新农村建设中央制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而以饮水安全、灌溉排水、水库除险加固、水土保持和农村水环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水利正是为这一总体目标服务的,其与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主要     

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评析

从安全复合体理论来说,卡扎菲上台后所积极追求的泛阿拉伯主义统一运动,就是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最终目标是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共同体。到21世纪,阿拉伯世界国家主权和国家身份的规范和价值观已经逐步取代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些都削弱了卡扎菲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的理论基础与所依赖的意识形态。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的诸多不足、不同利益之争、外部大国的有效干预、国际体系的变迁、利比亚部族社会结构以及卡扎菲对泛阿拉伯主义态度的转变等,都是其构建"阿拉伯地区安全复合体"失败的深层原因。     

公共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公共经济学开始兴起。公共经济主体日益多元化,西方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出现了放任市场的转型。私人部门、第三部门、社区、国际组织纷纷成为公共经济的主体,甚至黑社会组织也为资产阶级提供公共产品。而对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劳动者组织和公有制经济部门才是政府部门之外的最主要的公共经济主体。只要西方国家的政府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那么,无论其治理结构如何转型,都阻止不了政治经济危机的发生,相比之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依靠人民群众来实现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使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几项符合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能。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实现政企分开,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建制地从各级政府划归同级人大管辖。     

耕地功能性流失的表现、驱动机制及其治理

耕地资源管理者设计一系列制度约束与引导耕地资源占用者行为,但在利益与竞争驱动下,威胁耕地资源安全的耕地功能性流失问题频发。除了备受关注的耕地非农化外,近年来,隐性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如优质耕地伪生态化、非粮化、过度利用化与耕地边际化等,对耕地数量、质量、生态的影响不容忽视。面对严峻的耕地功能性流失形势,需改进耕地保护治理工具,如通过加强对耕地资源占用者的约束、建立耕地保护绩效支付机制、高位推动与共享耕地资源管理信息、发挥耕地综合效益、助推可持续集约化农业发展等途径,提升耕地保护绩效,从而有效保障耕地资源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