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国际社会早有的定论

本文以国际社会对南京大屠杀早有定论为论点,用严谨的逻辑证明阐述了国际社会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认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重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定论不容篡改和否认.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试论阳明“吾之心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

阳明学与朱子学无疑是有巨大差别的,但是阳明也明确说过吾之心与晦暗之心未尝异这样的话。本文试图从围绕阳明选编《朱子晚年定论》的是是非非以及两人在存天理、灭人欲问题上的认识,来论述阳明这句话的所指,以此阐明阳明学与朱子学除了相异的面向以外其思想观念一致的某些方面。     

资本主义精神背后的宗教动力-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感

关于宗教改革与现代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的关联性研究,此前已有许多学者进行过此类研究,但是韦伯在此作出了一番新颖的解释,指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亲和性:通过正当的经济活动而全力地投身于财富的追求,与避免把这样得来的钱财用于个人享乐,两者独特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中阐述的主题.     

郭沫若与楚文化

本文揭示了楚文化对郭沫若的深刻影响和重大意义,从文化原型与浪漫主义风格的生成与流布追溯了郭沫若早期诗歌的泛神论倾向,探讨了历史剧的“失事求似”原则与楚辞乃至楚文化的精神关联,寻绎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背景下郭沫若艺术创作的民族文化特征,而且从学术史角度论证了郭沫若对屈原否定论的批判以及半个多世纪的楚文化研究的思想价值     

"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考辩

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的领袖,是明代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钱谦益所提出的"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说明了王世贞晚年思想的转变,影响颇大.但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并不完全可信的论据基础之上的.同时,后代文学史一般认为前后七子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坚持食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文风,也是对他们的片面理解.     

梁启超"绌荀申孟"的荀学研究析论

晚清时期 ,梁启超受尊孟抑荀思潮影响 ,力主“绌荀申孟”。随着时代变迁 ,他的荀学研究逐步深入 ,认知荀子的态度不断转变 ,从“儒家中最狭隘者”的指责到“社会学之巨擘也”的肯定。尤其是到了晚年 ,荀子“创为儒家的知识论”成为梁启超荀学研究的基本定论。     

论西方近代哲学之"不确定性"——以牛顿物理学与笛卡尔哲学为例

"确定性"是近代科学和哲学的重要特色,但"不确定性"隐含于其中.以牛顿物理学和笛卡尔哲学为例分析之.前者虽然抛弃了"目的论",其"综合"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后者为上帝保留了非常有限的地盘,却为人的存在和意义制造了一个困境.     

命定之下的个体修为：王充“贤者命困”论旨趣探微

王充认为人有宿命,而道德高尚、才能卓著的“贤者”的命运几乎必然是困厄的,面对贤者命困的窘境,王充推演出一套关于命定之下个体何以修为的理论。在王充看来,人无法改变“命运”但可以改变“人性”,操行与命运无关,由此他论证了人在命运面前始终辨明“善恶之行”并坚守“胸中之志”的可贵。对“贤者”的建构,是《论衡》阐释“命”的关键点。贤者不合于流俗,未必以富贵、长寿等“好命”为人生理想,相反,其时常因坚守道德和志向而招致不容,陷入窘迫。但贤者生命价值的实现却不受限于命运所规定的名位和寿命。据此《论衡》推演出“素相”之身份论和“文章”之实践论,为命运不济之贤者建立安身之所,提出贤者超越命运的可能性。“贤者命困”论源自以《穷达以时》为代表的“天人有分”儒家境遇观,也是东汉时代初步觉醒的个体主义思潮在命运观念上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