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普通程序简化审"

普通程序简化审并不是法定的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之外的一个独立程序,而是普通程序的一种灵活处置;它既与法治国家在刑事诉讼中越来越强烈地追求诉讼效率的现代趋势完全一致,又反映了在国内司法改革过程中提高诉讼效率的客观需要;为了保证简化审的公正性,使普通庭审程序进一步规范化,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简化审的合法性、合理性和配套措施问题,坚持正当化与简易化的措施同步推进.     

同级集权与纵向监督：清代法制体系的设计、权变与评价

清王朝成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与调整,将明代旧制与满洲特有的习惯相结合,为广大汉族地区设计出一套理想刑名体系,即:对于户婚田土方面的小事,主要由州县官员依照情理调和劝谕了结,不占用过多的行政资源;至于徒流以上特别是危害到社会治安、名教伦常,甚至国家统治的命盗重案,则从县到府再到按察司,由各级正印官审转驳查,最终经督抚达部上奏,定谳处决.这一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表现为同一行政层级内的集权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兼及事与人两方面,侧重于“慎刑”,但失之于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为了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体制细节随着实践的各种形式变化而灵活权变.这样一套法制体系,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获得时人较高的评价.     

审美主义的精神价值及其时代冲突

审美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倾向或美学思潮,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体,这就决定了它的精神价值的悖论性。审美主义精神价值的核心是存在之思和精神救赎,围绕这两点构建了审美主义审美主体性的张扬以及重视感性审美与个体审美的自由和价值的所有要点。然而,技术理性、政治理性、消费主义以及审美与功利、泛审美化、精英审美与人民性缺失作为审美主义的时代因素,却与审美主义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散文理论:审美、审丑和审智范畴的有序建构

理论范畴的准确性必须建立在确定的外延基础之上,但散文是多种亚文体的综合交错,恰恰缺乏确定的外延,这就造成了现代散文理论十分贫困.建构散文理论的当务之急,一是在错综复杂的外延中确立基本范畴,在矛盾转化中衍生新范畴、亚范畴,构成自洽的、有序的散文范畴系统,二是在方法上突破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辅之以三分法,三是摒弃以静态的眼光对散文史作孤立直观的表层描述,而以动态的历时视野将逻辑范畴与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就散文发展演变而言,抒情审美的极端造成滥情、矫情,乃有审丑和亚审丑之幽默散文,而亚审丑幽默所遵循的并不是理性逻辑,故其思想深度受到限制,此等矛盾遂导致既非抒情审美亦非亚审丑幽默的审智的产生.因此,将文学性散文归纳为“审美”、“审丑”、“审智”三大范畴,既是逻辑的有序划分,又符合历史的发展进程,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填补世界散文理论空缺的有益尝试.     

《近思录》的道学体系与思想特色

《近思录》是朱熹通过道统谱系以建构道学体系的尝试。《近思录》由两部分构成：道之体与道之用,合起来就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的道学体系。《近思录》首篇“道体”是形而上意义的哲学思辨,终篇“圣贤气象”是得道的形而上精神境界,首尾均以“道体”呼应贯通,体现出道学的学术旨趣与思想特色。《近思录》中间的十多篇均是“道之用”,即是形而下意义的行道工夫与礼乐刑政,可以详细了解道学之大用。《近思录》确立的道学体系,在道学建构有重要开拓意义,对后学编辑《朱子语类》《性理大全》《朱子大全》产生历史影响。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藏译《思择炎》所破胜论派解脱思想释读

仅保存在藏文大藏经中的<思择炎>是目前所知最早系统介绍并批判胜论派思想体系的佛教文献.<思择炎>第七<入抉择胜论之真实品>"序论"和"前分所破"分别详细介绍了胜论派的解脱理论,"后分能破"则一一破斥了"前分所破"提出的解脱观.对清辩论师所传之胜论派解脱思想,尤其是"后分能破"对其的批判进行深入分析解读,探究5～6世纪胜论哲学的发展潮流及其与佛教的论争,可更加系统地理解这部作品.     

条约框架内的维权努力: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之构建

20世纪初清政府以收回领事裁判权为其重要目的开始进行司法改革,在地方设立各级审判厅。审判厅设立后开始受理华洋诉讼,遂产生了一种新的理案模式。为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清政府构建了一种双轨理案体制,但尚不完善。民初的中国政府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发展和完善。清末民初华洋诉讼双轨理案体制的构建,是中国政府在条约框架内抵制领事裁判权、维护法权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起到了迫使外人逐渐放弃观审权,从而形成对领事裁判权的局部冲击的积极作用,其意义不容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