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三个概念探析

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的词学理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从"境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三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境界说,其中"境界"是"境界说"的核心概念,是诗人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则是就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说的,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方面.     

虞舜族地望考

虞本作吴,其地域是斗宿对应之地,即当今江苏、安徽南部、湖南东南、江西至浙江上海一带.有虞氏的祖国在吴地,舜生于湘南之桥地,亦曰姚墟,封于吴地,多次迁徙,后迁至负夏、妫汭、寿丘,即帝位于今天的长沙一带.北方虞迹应当是舜之后代和周章弟虞仲带去的.     

“有计划废止制”的熵反思与低熵设计

热力学揭示的一条真理是：自然界中所有运动的实际过程都是不可逆的,都会引起熵的增加,从而导致自然生态的恶化。“有计划废止制”属于一种高熵设计,不但要消耗巨大的能量和资源,而且还使整个生态系统的无序化程度持续增大。在“有计划废止制”这种设计模式下,再生产对资源和能源的消耗及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以及它们所导致的产品功能的欠缺和质量的低劣,都能引起熵的增加。在当代,要实现低熵设计,生态设计和非物质设计是优选之策。     

试论钱澄之《藏山阁集》的诗史精神

钱澄之是明末清初遗民诗人的杰出代表,博学多才,一生著述宏富,诗文尤负重名.其诗文集因涉及时讳,自乾隆中叶后屡遭禁毁,<藏山阁集>内容涉及南明唐王、桂王等朝史事,记录了诗人自己从参加义军失败到"麻鞋"追寻行朝,再到落魄"失路"的心路历程;记录了闽越唇齿相依却又阅于墙,永历的朝政失纲、用人不当、党派纷争互相掣肘,而南明终致覆灭的悲剧;诗歌还描绘了一幅由君王与臣子、将军与士兵、官员与百姓组成的品行不同、形态各异的社会群像图.<藏山阁集>"以诗存史",体现了诗史精神.     

客运专线有砟轨道轨面凹坑整治措施研究

道砟击伤形成的轨面凹坑已成为客运专线有砟轨道轨面伤损形式之一。通过对合武客运专线有砟轨道道砟击伤形成的轨面凹坑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认为检测区段轨面凹坑的深度符合正态分布,轨面凹坑深度平均值为0.33 mm。借鉴欧洲铁路在研究轮轨噪声时制定的轨面粗糙度水平标准和钢轨打磨、铣磨作业标准,利用1/3倍频和各波长范围的幅值统计,对铣磨后轨面不平顺状态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铣磨是消除轨面凹坑的有效措施,并且极大的改善了轨面的不平顺状态。     

老鼠与猫:1780年广东盗案研究

明清时期,广东的富裕与其独特的滨海位置密不可分。由于民间海上贸易兴盛,朝野皆视广东为多盗之地。1780年广东巡抚李湖揭开的番禺老鼠山盗案,至少暴露了乾隆时期社会的两大弊病,一方面是沿海贫民竭力冲破政府禁令出海谋生求富,沦为盗匪;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官吏(兵)借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乾隆盛世潜伏着的各种社会危机已在悄悄涌动。     

风险社会中的协商机制

“风险社会”的突出表征是人为导致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使得以往的保险手段严重失灵;然而与之相关的却是风险责任的缺失,出现了所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改革现行风险治理模式,特别是明确责任分担就这样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就我国目前的复合风险状况和实际政治进程而言,协商民主提供了一条比较好的思路,也就是通过协商机制,形成具有合法性、公开性、平等性和责任性的治理决策。     

中国早期铜镜的类型、流布和功能

中国境内的早期铜镜包括具钮镜和有柄镜两大类,历经夏至早商、晚商、西周和春秋四期,类型逐渐完备,具钮镜下的单钮镜作为早期铜镜的主体,呈现出由几何纹镜经素面镜向动物纹镜发展的趋势。中国铜镜最早出现于甘肃、青海和新疆东部地区,晚商时已出现地区间的影响和交流,中原和新疆成为其分布重心,春秋时期中原、东北和新疆正式形成了本地的用镜系统。河西走廊至新疆东部地区应是探寻中国具钮镜起源的重要线索地。有柄镜源自西亚北非,西周时传入新疆和河西走廊。功能方面,早期铜镜一直作为梳妆用具,兼作配饰,亦曾是宗教法器和等级地位的象征。     

《诗经·曹风·下泉》诗旨探疑

历代对于《诗经·曹风·下泉》的诗旨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前人观点的梳理与分析,以诗中的“有王”“郇伯”为切入点,并结合《左传》、《史记》等文献,认为“有王”应理解为“朝聘于天子”,“郇伯”应指文王之子（或文王的后人）,而《下泉》为怀古伤今之作。     

村落与宗族:明清山东运河区域宗族社会研究

山东运河区域聚落的形成,既受自然环境尤其是京杭运河的影响,也是明清以来外来移民迁入定居、繁衍的结果。不同的宗族组织在有限的空间内,通过墓祭、修族谱、建祠堂等方式敬宗收族,强化各自边界,但落籍先后、资源分配、文化势力不均衡等原因,又导致大小宗族进入家族组织化和制度化的进程并不完全相同,而这种差异取决于地域族群的构成及空间环境的变化。山东运河区域的地理性空间维度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水利、商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村落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和村落社会关系的构成。这表明,宗族与地域的契合,是理解区域宗族社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