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之否定的反思——新世纪视野下重读《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文献,以其深远的历史作用和丰富的思想内涵而被人们不断地阐释和研究。从其发表到新中国建立直至"文革"结束,《讲话》一直被当成文艺界遵循的唯一指针,甚至被一些人"神化""圣化"和极端政治化。而新时期以来,作为对"文革"时期的极左思想的反拨,一些人开始站在启蒙的立场对其进行质疑甚至排斥。时值《讲话》发表69周年,我们试图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把其放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这多元文化参照系中来对其进行理性地审视,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就是我们编发这几篇文章的初衷。此外加上一篇对新世纪(即21世纪)以来研究《讲话》的综述,以帮助人们了解近10年来这一问题研究的概况与走向。     

瑞金时期党的作风建设

<正>苏区时期,党内盛行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内最早鲜明地举起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他尖锐地批评了那种轻视中国革命实践,轻视群众斗争经验,开口"拿本本来",动辄照抄照搬六大决议、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错误倾向。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     

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工农兵文学——对工农兵文学的总体评说

中国工农兵文学既和世界文学相通,又凸显出自己的独特性.其和世界文学的相通之处是文学性,独特性表现为：遵循工农兵阶级感情规范,否定个人自主的文学性质;通过人物形象而又直白地表达公众意识的抒写方式;民族风格与个人风格相结合的作品形态.它对世界文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也存在一些文学的失误.当今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它,而是要纠正它的失误,把它的失误当作对我们的警示.     

身分的焦虑、尴尬与超越——兼谈转型期"底层写作"问题

"底层"这个概念一般是指农民以及农民工、工人以及下岗工人和城市平民."底层写作"的意义不在题材方面而在社会转型期贫富分化底层群体的生存问题,在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与公平、正义的关系问题.90年代以降的底层写作,开始正视并尊重农民对自己乡下人身分的焦虑不安及改变身分的渴望,正视并尊重农民工与城市平民生存的艰难与自足自得的生存感觉,正视并尊重国企改革中工人对所谓"工人代表"身分的拒绝与对改革进程中公平、正义的要求.底层人民对自己权益的日益自觉的争取,与过去那种"为工农服务向工农兵学习"的伪工农兵姿态划清了界限,标志着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平民以及知识分子作为觉醒了的"个人"(公民)自救自立自强时代的开始.     

重读《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于1934年1月2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80年过去了，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令人振奋、催人酲晤。实在是一篇批判官僚主义、脱离群众作风的檄文。     

欲进复退——评周扬1962年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196 2年周扬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是周扬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 ,旨在为纠正当时文艺指导思想存在的一些问题、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提供一个根据 ,由于周扬文艺理论体系的核心———文艺从属政治、服务政治———未变 ,追求政治性文艺的目标未变 ,因而随着当时形势的变化 ,他立即又退了回去。所以 ,在一定的意义上 ,可以说这是他文艺思想的一次“欲进复退”。     

何其相似两巨星——谈郭小川贺敬之政治抒情诗的趋同现象及文学史的评价

郭小川和贺敬之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但他们的政治抒情诗非常相似,表现在它们的视野和构思都在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感情和心胸都是年青时高昂而豪迈,中年之后殷切而深沉;风格和韵味都是一样的开阔和大气。以往的文学史著作所说的它们各自的独特性缺乏依据,并不客观。而它们之所以如此相似,完全是由工农兵文学的规范化创作原则造成的。其所谓“大我”“小我”结合,实际上只有“大我”,抛弃了“小我”,以致出现了创作的趋同化现象。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

鲁迅作为"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代表,虽然已于1936年离开了人世,但其作为一个巨大的精神性的存在,仍然在延安的文化生活中发挥着精神核心的作用。正是在延安时代,鲁迅的新文化"旗手"的地位得以确立,并开始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随着鲁迅及其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弘扬,在延安曾一度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价值观为圭臬的文艺思潮。但这股以"鲁迅"为标志的启蒙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却遭到了同样尊奉"鲁迅"的权威话语的强力阻遏。这一冲突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坚守鲁迅启蒙主义精神的萧军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胡乔木关于鲁迅道路的"发展"或"转变"问题的激烈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是借重了"鲁迅"这一资源,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方式,实现了对鲁迅及其作品的新的阐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主导地位的占领。这不但启动并促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五四"启蒙文学向延安"工农兵文艺"的重大转型,也由此形成了一套至今还影响着中国的文学阐释话语系统。     

《讲话》“人民方向”与“工农兵方向”考察报告

《讲话》所强调的是"工农兵方向"而并非"人民方向"。试图以"人民方向"来置换或取代《讲话》的"工农兵方向",在理论上是不稳妥的,在实践中是不可取的。毛泽东"人民方向"的思想和理论,主要表现在《新民主主义论》而并非《讲话》中。由于两次讲话所针对的对象、所依据的事实、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方法有着根本性区别和原则性差异,所以才表现出了"人民方向"和"工农兵方向"的差异。"人民方向"和"工农兵方向"是可以整合的,但不能相互替代。"人民方向"和"工农兵方向"所构成的理论张力极具弥散性、包容性与穿透性,它为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文化创新提供了内在的源发性动力和极具开放性的创造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