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访问蒙古 中蒙共绘发展新蓝图

正2014年8月21日至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蒙古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习主席同蒙古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分别会见了恩赫包勒德主席、阿勒坦呼亚格总理。双方就中蒙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关于建立和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两国签署的多项合作文件,涉及外交、经贸、过境运输、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文化、住房建设等领域。     

机械美学与建筑的关系溯源

机械美学,最直接的理解是反映了人们对机械的赞同与赞美,这一审美趋势,从工业革命之处形成,到工业革命之后日渐走向高潮,其影响也越来越广,包括对当今社会仍有持续的影响力,在建筑领域的影响的体现尤为显著。勒·柯布西耶的建筑是居住的机器的观点成为机械美学的代表思想,极大地推进了现代主义建筑运动的进程。也推动了世界范围内更多的人对机械美学的研究与思考。     

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衣·天地演化史》新解

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天地演化史》本来由"天地演化史","天气变化论"和"雷电史"三个段落组成。史诗创作者在该史诗第二段的末尾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它是momu zzytqot cyt(天气变化论),但以往对凉山彝语所地次方言不怎么了解的史诗研究者们都把它当作"天地演化史"的组成部分来理解,致使他们对该段落的解释牵强附会,令人费解。本文尊重史诗事实,首次运用凉山彝语所地次方言,阿都土语和圣乍次方言之间词语的对应关系揭示了该史诗段落的本来意义。     

汤因比文明形态史观研究

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主要包括:文明形态史的元问题,把文明等同于生命有机体,认为文明一般要经历产生、成长、衰落和解体的过程;文明形态史观的辨析,即对文明的整体性进行结构性的把握,对宗教与文明之间的关系的透视,对社会转型与文化心理变革进行分析;文明形态史观的理论地位,分析与其他哲学派别如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兰克学派相比,在某些方面都表征出超越性并对唯物史观作出补充和发展.     

波粒二象性研究中的历史学与方法论思考——洛仑兹-康普顿佯谬及其双胜判决性实验

本文通过对现代物理学发展过程的历史学与方法论反思,在阿恩特、哲瑞克、布鲁尼、莫雅特等人工作的基础上把实物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经典物理(世界)与量子物理(世界)的界限以及量子退相干问题推进到了电磁场的经典与量子界面上,并就反康普顿散射的经典理论与量子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了洛仑兹-康普顿佯谬并设计了一个敏感而可行的双胜判决性实验。不论该实验给出肯定还是否定的结果,都会推动物理学的发展。因此,本文提供了一个引导物理学发展方向的判决性实验并展示了历史学与方法论思考将科学研究逼上成功之路的一个生动案例。     

1750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再思考

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以年轻继其父郡王位,在西藏施行暴政,迫害异己,民有积愤,在其与清中央关系上不服教导,反抗裁抑,计划并实施驱逐中央驻藏全部官兵出藏。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怨愤其专恣跋扈而无力控制。在双方对抗加剧时,断然采取非常手段,诱诛郡王而旋亦遇害。事前,乾隆皇帝在认识上的动摇与对策上的犹豫,对此确实也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这场事变的平息促使清帝决定废除藏王制并扶植达赖喇嘛亲政。自此达赖集团在西藏政教合一的统治逐步形成。     

年鉴学派的新生——谈后布罗代尔时代的勒高夫“新史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出现分裂迹象而开始演变。部分学者逐渐摒弃布罗代尔强调的以"总体史"和"长时段"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转而将注意力重新回到传统的、分科明确的、具体的叙述史学上,其中勒高夫"新史学"无疑是对年鉴学派传统方法的解构和创新。这不是对年鉴学派史学传统的反叛,相反因为"新史学"的提出和发展,此后的年鉴学派实现了自我造血而迎来新生。     

关于“阴山”、“敕勒川”的地望——同周建奇先生商榷

周建奇先生对学术界公认的关于北朝民歌《敕勒歌》中“敕勒川”、“阴山”的地望提出了异议。考之于有关史料和旁证材料,“敕勒川”、“阴山”根本不可能在位于新疆“隶属于北庭都护府的叱勒州”,其地望也不会是“在准噶尔盆地南沿、天山北麓”的不毛之地。而考辨突厥语“ l”和吉尔吉斯语“ l”等词语并联系相关民族迁徙史,都证明周先生对“敕勒川”和“阴山”的地望的异议是没有根据的。     

关于《辩谬篇》若干谬误的解释

本文依据苗力田教授主编的《工具论》汉译全本较详尽地分析了《辩谬篇》中8种谬误的原初意义,评析了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对它们的误解,并用现代逻辑工具剖析了这些谬误的性质。     

厌弃《春秋》尊《左传》 ——姚曼波女士《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驳议

自1993年以来,姚曼波女士在多种刊物连续发表六篇系列文章,提出《春秋》一书当不起孟子、司马迁的推崇,《左传》才当得这种推崇,从而认定孟、马所说“《春秋》”必定是指《左传》。并且说从《孟子》、《史记》、《论语》、《左传》及“汉初学坛”,都能证明孔子写下的是《左传》,左丘明不过是《左传》的评论者。自认为廓清了千年疑案。本文观点与姚文相反,认为孟、马对《春秋》的推崇,含有对儒家祖师孔子的美化、圣化,对于这种美化,不能轻率地相信,更不能作为立论的出发点。文章具体分析了《孟子》、《史记》对孔子作“春秋”的论述,并比较了《论语》和《左传》在思想观点、语言运用方面的不同,论定孔子从未有作《左传》之事。姚文的论点论据不能成立,写作的出发声、论证的主观性,都不可取。系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