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言之悖”管窥道家言说方式及其哲思

“道不可道”乃道家哲思的第一悖论。“道的超验本性”“语言的局限”和“言说者的‘成心’”乃“道不可道”的三个主因。作为一种哲学史上的事实,道家以其“强为之容”的诗意言说方式,以古言今、以虚言实、以事言理、以象言意、以身言境,较有效地克服了“言尽悖”的宿命式“道意”遮蔽,填平了“道言之悖”的理论鸿沟。道家诗意言说的背后隐藏着“向道而思”的思维密码,包括基于体悟的直觉思维、基于“对反”的辩证思维和基于模拟的意象思维。     

“肄言”何谓？——基于《群学肄言》的概念索隐

“肄言”是严复创制的专门概念,也是一个基本退出应用领域的“古董词”,但该词却是理解《群学肄言》的关键支点。对于斯宾塞原著未曾言明的方法论意涵,严复不仅予以准确领悟,并将这种阅读体认作为翻译该书的基本指针。《群学肄言》不是原著的照实转译,尤其是题名并非原题的直接对译,而是严复基于原书方法论意涵而拟定的新题名。由于受到严复的“肄言”可以“导先路”之说法的影响,有些研究者误将“肄言”等同于导言或导论。实际上,“肄言”是严复精深把握近代各专门学科的知识构成,并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创造性译制,其本真意涵是指各门学科都必备的研究方法论或方法准则,故而“群学肄言”的现代意涵是指社会学方法论。     

"语言说我"与"我说语言"--文学如何以言表意

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行为过程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 ,语言是一个事先给定的存在 ,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表意行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从来都不是自然语言的照搬或被动使用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过程 ,是从主体意向出发的“我说语言”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地赋予语言以意义的增殖过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层面 ,一是它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 ,二是“暗示意义”或“附加意义”。在文学创作中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必须兼顾到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 ,驾驭好二者之间的张力 ,这样才能赋予语言以文学意义 ,也才能使日常的语义信息上升为文学的审美信息。     

语言流中的文学语言

文学的科学化诉求引发了划分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冲动。在文论史上,理论家们曾尝试区分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标准语与诗语言及科学语言与诗语言的差异。这些区分一般倾向于在静态框架之内展开。从动态观点来看,日常语言与文学语言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标准语和诗语言之间呈现为相互支撑;科学语言与诗语言之间体现为逻各斯与神话的对立互补。从发生学角度看,语言就是那种在持续流动中减损消逝并增补更新着的事物。语言的内在流变性证明,任何关于文学语言本质的抽象和规定都是不可能的。     

谈杜甫《登高》

唐代是五言、七言古近体诗高度繁荣时期,尤其到盛唐,五言绝律已灿然大备,七律也日趋成熟。但大量创作七律,使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达到高度结合,并且具备多样的风格,为中晚唐及宋、元、明、清许多诗人所取法的,则只有杜甫。尤其是被胡应麟称为"古今七律第一"的《登高》,更是一首"荡思八荒,神游万古"的杰作。     

论《麦克白》中“两希”文化的融合

作为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人物,莎士比亚的思想在人文主义基础上进一步成熟,表现在对"两希"文化的思考和批判的接受。《麦克白》作为其后期作品,将作者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从麦克白的英雄形象,麦克白的内心矛盾斗争及麦克白夫人引诱唆使麦克白弑君犯罪的三个角度,通过分析追寻自然欲望(野心或者恶)的合理性以及理性(神性或者善)制约欲望的必要性之间相互对抗又相互依赖关系,可了解其"两希"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平而实 征而信——评钱汝平著《萧衍研究》

南朝文坛,文学名家风起云涌,而四萧（萧衍、萧统、萧纲、萧绎）举足轻重。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自三代而后,人主文章之美,无过于汉武帝、魏文帝者,其次则汉文、宣、光武……梁武、简文、元帝……凡二十九主。而著作之盛,则无如萧梁父子。＂充分肯定萧梁父子的文章之美与著作之盛。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进一步认为：＂古今人主才美之盛,盖无如梁武者。阴阳、算历、弈射、琴书,靡不冠代。而赋诗、     

从冯梦龙对柳永形象的重塑看话本小说的文人化——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

从《清平山堂话本》到“三言”,文人的参与对话本小说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众名姬春风吊柳七》对《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的改编为例,冯梦龙从体制、情节、语言等方面对柳永形象作了一番重塑,藉此也观见了话本小说发展史中文人化的轨迹：对话本小说体制的完善和定型化,思想主题的升华,人物形象塑造艺术的圆熟,教化性的强化,语言的雅化。     

从礼貌原则的角度分析广告语言的语用

文章以礼貌原则为基础,详细探讨了L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中六条准则在广告语言中的应用。发现广告商为了说服消费者购买其广告产品,多采用得体准则、一致准则、赞誉准则及同情准则,从而达到其最终受益的目的。     

利玛窦《二十五言》的爱比克泰德思想——兼谈中西哲学比较何以可能

只有具备共同基础,中西哲学比较才是可能的。基督教曾借助斯多葛主义实现其在罗马帝国的本土化,利玛窦在其《二十五言》中亦将儒家学说理解为中国式的斯多葛主义,希望借助它来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二十五言》的基本素材源自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爱比克泰德,爱比克泰德强调人的修身实践,关注如何实现人的主体自身。这与儒家关注的修身学说极为相似。利玛窦探求儒家、基督教和斯多葛主义的共同特征,旨在从儒家学说自身来证明基督教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可能性。《二十五言》呈现了斯多葛主义和儒家学说在明末清初之际的历史交融,可谓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现实范例,为我们深入思考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如何进行现代性转化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