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商的最优合同设计——基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闭环供应链系统

针对基于单一制造商和单一零售商构成的闭环供应链系统,研究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处于信息劣势的制造商最优合同设计。应用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控制理论中的极大值原理,在零售商运营成本为连续分布的条件下,基于制造商利润最大化建立了委托代理模型。该模型可以使零售商真实报出自己运营成本的同时,自身利润达到最优。通过模型分析,推导出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制造商的最优合同。通过仿真分析,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为制造商合同设计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规制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和应用

政府规制是政府这只看得见手为实现某种政策目标,对规制对象所采取的对进入、退出、价格、投资等各方面的监督与管理行为,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行为的规范和制约。它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弱点和缺陷的补救,市场自由竞争下的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只有在政府规制这只强有力的手的规范和制约之下才能实现。为了建立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我国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政府规制改革仍然需要深化,一方面,要改革规制机构,优化规制体制;另一方面,要创新规制方式,规范规制行为。在吸取西方政府规制改革的成功经验的同时,结合我国转型期的经济实际,深化改革,实现政府规制与市场竞争的协调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综述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心、广泛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世界各国的专家和学者针对可持续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资源的最优利用和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指标和评价方法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理论研究。本文对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一综合介绍     

文化杂合、爱情与多余的主人公--奥尔罕·帕慕克研究中的三个问题

帕慕克是一位文化杂合的作家。帕慕克笔下的爱情故事是一种媚俗的叙事。帕慕克小说的主人公是无足轻重的、边缘的。这些帕慕克研究中的定论与空白,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帕慕克提供了一条通道：帕慕克在追求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到底发现了什么？什么是“文明冲突与交织的新象征”？这是国内外学界至今仍未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对帕慕克之爱情叙事与主人公的误读和批评之中。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技术创新资本作用机理的研究

本文从理论上解释了创新资本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机理和特异性。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体系的技术经济特征与发达国家具有显著差异,在其技术创新活动中创新资本的作用与效应也不同于发达国家。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对理论分析的结论给予了支持：在中国,R＆D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约4倍于风险投资的相应作用,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呈现出背离趋势。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中国产业结构体系而言,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最优,需要匹配以适宜形式的R＆D投资才能够取得更优的技术创新产出效率。     

公共物品公共性的变化及其有效提供

在一端为公共物品 ,一端为私人物品的物品序列中 ,同一物品的相对位置会因为排他性技术水平的不同而表现出不确定性 ,导致物品公共性的不断变化。这种位置变化决定了对于公共物品提供者的选择 ,改变了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传统观点。据此 ,公共物品提供的理论基础应是公共物品提供的经济发展观 :依据公共物品在不同阶段特性的改变选择不同的提供者。这就为非政府组织、私人提供公共物品准备了条件。在中国城市大力引进非政府组织提供城市各种公共物品的同时 ,广大农村公共物品的提供在现阶段只能由政府来提供     

“挤出”抑或“吸纳”：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

在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的互动关系中,农机社会化服务对务农劳动力具有替代与挤出效应是学界的一致共识。但作为改造传统农业重要力量的农机社会化服务,其本身所具有的革新农业经营方式,吸引农村劳动力留农或返乡的功能并不被主流文献所重视。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分析农机外包服务对农户务农劳动力和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选择农机服务将有效替代务农劳动力,但并不必然诱发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具有抑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趋势;特别是在村庄层面,机耕服务的改善将显著抑制劳动力外出务工。机理分析发现,农机外包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在农村部门的务工收入;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村庄更可能发展非农产业,从而解答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去向之谜”。正是由于社会化服务所具有的改造传统农业并深化其分工的功能,决定了农业机械替代劳动力并非是单纯地挤出劳动力,反而会拓展农村就业空间。由此强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将成为农村与城市争夺优质劳动力的重要策略。     

农地抵押融资意愿与最优土地规模

运用2014年陕西、宁夏两省2493户农户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以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的影响分析为基础,实证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最大化条件下的最优土地规模。研究发现：农地规模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呈倒U型影响,高陵、平罗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的最优土地规模分别为12.67亩、56.50亩,分别是当地户均农地规模的2.68倍、3.00倍,农业主导产业差异导致最优土地规模有所不同。总体看来,样本农户的家庭规模、经营类型、往返金融机构的便利程度、金融机构数量对农户参与农地抵押融资意愿有较显著的影响,而分区域来看,各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区别。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优度量指标

使用基于VAR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与方差分解方法,比较银行间7天拆借利率、基础货币、金融机构信贷总额、货币供应量M1和M2对实际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总额以及物价水平的预测能力.又利用脉冲响应分析,讨论M1和M2的作用方向是否符合理论预期.最后汇总比较指标的预测能力以及实际经济效果,以甄别确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优度量指标.结论是:货币供应量等数量指标比利率指标更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度量指标;在研究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消费、投资和产出)的作用时,M2是最优的货币政策度量指标;在研究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时,M1是最优的货币政策度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