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明中叶经济改革家庞尚鹏研究文献考述

庞尚鹏是明中叶与海瑞、戚继光、潘季训等齐名的杰出经济改革家,一度成为万历初年张居正大改革的先驱。深入研究庞尚鹏,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中叶中国传统社会变革的认识和了解。本文抛砖引玉,考述了目前学界所见有关庞尚鹏研究的基本文献资料,以期有助于庞尚鹏研究的开展。     

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阳明心学盛行与影响,《四书》学呈现四方面的新发展一、朱注在晚明《四书》学中的权威性明显削减;学者诠释《四书》更具自信,并勇于对朱注提出质疑与批评;二、阳明的学说论述成为许多晚明《四书》学者讲论的依据与推崇、引述的哲理典范;三、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心学”观点的《四书》诠释;四、晚明《四书》学普遍出现“三教合一”、“三教会通”观点的《四书》诠释。晚明“心学”《四书》学中对《四书》合理诠释的思辩与探求、对道德自觉与生命实践的注重以及尝试对不同义理系统(儒、道、佛三教)进行融通的精神,这些精神态度与思想内涵,对今日的学者而言,仍然颇具参考与启发的价值。     

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

高攀龙是晚明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东林学派领袖。晚明党争视阈下的高攀龙文学呈现多面复杂的情形。高诗以效陶为主,清真雅正是其主要特征。高攀龙在陷入党争而遭贬谪、罢官、削籍乃至在东林书院被毁的情形之下,其诗歌创作依旧基本保持原有诗风。而作于万历年间的记事文章则呈现剽悍激愤之风,与其多数文章的中正典雅之风全然不类。高攀龙逝后,门人陈龙正整理其遗稿并于崇祯五年编刻《高子遗书》时,有意将此类文章删汰不选,以维护老师粹然如一的理学醇儒形象。高攀龙作于天启年间的尺牍,流露出愤懑、悔恨、无奈、宿命乃至绝望的复杂思想。这不仅与其以往尺牍中自信从容的道学气象不符,而且与其反复申诫的理学观念中的“无事”思想相悖,由此体现了身陷党争中的高攀龙理学与文学的背离,为还原高攀龙真实文学形象提供了契机。     

明清之际学术史的突变--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

明清之际学案体的成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体例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史学体裁的一大创新。《圣学宗传》、《理学宗传》和《明儒学案》即为该时期学案体的趋新与定型之作。《圣学宗传》具有明显的禅学风味,系为儒学正本清源而作;《理学宗传》系师宗理学传承及学理演变,摒弃门户之争的大作;《明儒学案》则是该时期学术史讨论的总结,不仅是17世纪学案体成熟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成熟的标志。     

避而不离隐而不晦——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谈广告委婉语

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而认知环境的互明是交际能否成功的主要因素.在广告交际中,委婉语是最常用的表达手段之一,广告商为了有效地向受众传递广告委婉语的真正意图,必须首先预测广告受众对广告信息的明晰程度.文章试从关联理论的角度出发,分析广告委婉语的受众理解机制.     

明代分类本《草堂诗余》与"明词曲化"之发生

<草堂诗余>分类本肇始于南宋唱本,其性质乃应歌性,承载了众多流行音乐因素.正统评家认为明词除了两头,一直发展平平,特别是嘉靖万历时期,曲化词数量激增更验证了明词的衰弊.所谓发展平平,无非是没有创新,对旧有词学观的固守.而这种固守正从<草堂诗余>分类本的绵延过程中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此验证,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相当一部分明人在坚持着词的流行音乐属性这种意识,而同时又要面对词已失去流行音乐功能的尴尬.这种尴尬引发的冲突、混乱从而造成后世眼中不敢恭维的明词情状.同时,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如此多的文人在大作曲化词,"明词曲化"接受心理何以生成并持守了如此长的时段.     

论晚明“狂怪”画风及其艺术精神

晚明(1506-1644)是一个动荡畸变的时代,市民阶层崛起,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文化处于转型中,时代审美由艺术审美走向生活审美,强调个体情感体验,尊重自我性灵的实现。在思想领域中也出现了很多解放潮流(以李贽哲学为标志),极大地刺激了思想界和艺术界,导致晚明绘画作品极具原创力,风格多样,以追求尚奇、狂放、荒怪品味为主的"狂怪"画风在明末金陵文士的圈子中盛行起来。"狂",即狂放不羁(以徐渭为代表);"怪",即奇诞荒怪(以陈洪绶为代表),晚明"狂怪"画风所彰显的艺术精神走向对个人精神的崇尚与张扬,显示出艺术革新与自由独创的精神面貌和对教条思想观念的强烈批判;晚明画家在艺术活动中所彰显的潇洒恣肆的狂态真性,在荒诞中对生命和永恒的不断思考,游戏自在的"意在身先"和对"丑"的审美秩序的探索,无一不表达了他们对道禅思想与心学思想的推崇和内心中对艺术真性、生命真实与心灵空明的追求,也正是这些观念彰显出晚明"狂怪"画风的独特精神内涵。     

谁也没笑到最后

对皇家生活题材极度偏爱的白居易,对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九月,唐太宗放三千宫女出宫"任求伉俪"大加赞赏;对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唐太宗"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的做法更是击节长叹!尽管,"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的结果,更像是专为"上皆赦之"做好的一个局。《新唐书》编撰者欧阳修,不但不像白居易那样点赞,     

清代律宗师匠述略

佛教慧命,寄在毗尼。戒律不仅为佛门行人趣入解脱道之基,而且,惟有严净毗尼,方堪弘范三界。有清一代,精究律藏、秉铎扬椎、威德严重、妙式群范之弘律宗师,可谓踵接间出。彼等应因朱明嘉靖朝严厉禁断南北戒坛而致木叉高束、戒法陵夷之严峻现实,逆流把柁,力挽狂澜,以沦肌浃髓之戒德为本,秉佛制,饬僧纪,依律藏建立布萨传戒正范;进又探讨精微,阐发深显,振饰戒规,励力弘扬,卒革颓堕之风,使戒律一藏,大著僧海,木叉戒法,再度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