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的复出

随着国家能源力、公室的设立,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马富才,走马上任国家能源办公室副主任。因重大事故问责制而引咎辞职的几位官员的复出,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在这份问责名单中,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浅议我国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引咎辞职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建立责任政府和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变政府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理念,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感,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改进干部管理的方式,提高管理干部的水平,从而为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引咎辞职 中国政坛刮起“问责风暴”

2004年4月，中国官场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多名中高级官员因不同的责任事故相继引咎辞职。“引咎辞职”这一现代管理中的行政机制．第一次被大规模地引入到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中。这是我国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引咎辞职”就它的本意而言，是高层官员受到了舆论和公众的压力．以致产生道义上的愧疚感，进而辞去重要的职务。据统     

问责制与有限、责任政府

传统认识中将问责制简单等同于引咎辞职、上问下责和对已知具体过失的惩罚,是对问责制的误解。从有限、责任政府的角度去理解问责制,它应是一种民主问责,因为民主问责制的合法性基于“权为民所授”,以法律为依据,体现权责对等和授权与监权的统一。为此通过规范问责制的配套机制,抓好异体问责和加快问责文化的建设等途径构建民主问责制,是有限、责任政府的必然选择。     

中西比较视域下引咎辞职本土化及实现

构建责任政府和委托代理信息不对称成为“引咎辞职”的法理基石。根植于西方公务员的“引咎辞职”,对于我国来说是个“舶来品”。通过行为动力、责任承担方式、接受程度、适用范围等方面的中西比较发现,西方国家“引咎辞职”长期以来都是依据“价值理性”状态在运作的,为了实现“引咎辞职”本土化,以便适应中国的国情,从而实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辩证互动,可以从：“引咎辞职”程序化、完善绩效考评制度、正确定位官员责任、加强培养责任意识、完善追踪保障制度等角度出发加以落实。     

引咎辞职-看得见的政治文明

引咎辞职作为一种政治文明新象,是责任政府模式下看得见的政治文明。在执政党提出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主张、引咎辞职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且尚未引起理论界与学术界足够重视的现时条件下,理性思辨地考析引咎辞职的现实缘起,廓清其与官员问责制之关系,厘定理论纷争,描绘中国官员引咎辞职的常态图景,对当前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责任政府的真切确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论"引咎辞职"的对象及其出路

目前,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偏差,主要原因是理论认识不很明确。因此,要完善我国的“引咎辞职”制,就必须把一些理论认识问题弄清楚,特别是弄清楚其中的对象、出路等问题,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政问责——规范如何舞动?

国家环保局长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辞职,这是行政问责制的体现。但被问责的行政官员是公务员身份,对其惩戒必须依法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的行政问责是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但缺乏程序上的规定,出于对公务员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当明确行政问责的程序性规定。     

引咎辞职制度的法律与功能分析

由于近年我国责任事故频频发生,民众要求追究领导干部责任的呼声随之高涨,引咎辞职遂成为社会上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公务员法》首次将引咎辞职制度在法律中加以规定,标志着引咎辞职制度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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