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伦理

作为公民社会的精神蕴涵与价值确证方式,公民伦理通过彰显独立主体精神、权利与义务统一精神、契约精神、社会正义精神、市俗伦理精神等基本的精神价值,确证公民社会与公民身份的现代性意义.鉴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下的儒家伦理无法引申为现代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的价值判据的基本前提,建构中国的公民伦理便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诉求与期待.     

当代西方课堂教学过程理论综述

教学过程理论是教学论的一个重要基本理论。西方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本文对西方教学过程理论,即教学理论研究范式、教学理论与模式、教学方案与策略等三大组成部分进行了综合阐述,以期获得对西方教学过程理论的总体认识。     

研究范式与马克思哲学——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种前提性思考

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商品拜物教"的同时,深刻批判了作为其合理性基础的"方法论拜物教",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具有深刻的范式意蕴。库恩对范式的理解趋向形式主义、相对主义,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研究范式"具有自省性、发展性、具体性、生态性。"时代问题研究"、"文本文献研究"、"理论原理研究"、"文化对话研究"等多样范式的交融对话,构成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综合范式"。解答发展问题,推进社会发展,是我国马克思哲学研究多样范式的根本整合点。     

从"公民参与"到"群众参与"——转型期城市社区参与的范式转换与实践逻辑

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是一种出于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区参与具有很强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国家动员、群众参与的传统烙印。群众参与理论对国家动员机制和动员技术、群众参与逻辑与参与策略,以及国家与群众的复杂而微妙的互动过程的研究,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富解释力的理论视角。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过程中,基层政府和社区居委会采取地方性权威式动员,它是社会转型背景下适应城市社会变迁的一种新型的权力技术,既运用原有行政组织网络的强大动员力量,又借用基于人情的地方性互动网络等非正式因素,将社区居民纳入社区建设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之中。     

与卡奇“中介”范式的文本意蕴

20纪初,面对物化现象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势,西方马克思主义悄然兴起。在这一潮流中,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中介范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进行评判性研究。透过对中介范式理论实质、理论使命和实践运用的描述,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利用中介打破对待现实客体的“直接性”,才能看到“真正的历史的力量”,看到历史的“事实性本身”。     

法治研究范式的深层文化分析

法治研究范式在中国可能是一个虚假的命题,透过法治改革者们的学术争鸣的喧嚣,反观西方的法治发展,我们看到的是,缺乏法治历史传统的中国无法在标榜西方法治命题之后立即形成丰富的法治实践,曾经有过的渴望和希望都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即无法西方化带给我们失望乃至绝望,"脱亚入欧"在中国不可能也不必要,因为法治的形成原本就是一个文化的变迁和政治文明的变迁,关注中国现实比空谈西方法治更有价值.     

卢卡奇"中介"范式的文本意蕴

20纪初,面对物化现象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新形势,西方马克思主义悄然兴起.在这一潮流中,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了中介范式,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进行评判性研究.透过对中介范式理论实质、理论使命和实践运用的描述,卢卡奇认为,无产阶级只有利用中介打破对待现实客体的"直接性",才能看到"真正的历史的力量",看到历史的"事实性本身".     

自己讲、讲自己: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自己讲、讲自己是张立文先生基于自己多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心得而系统提出和阐释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其理论内涵包括:讲中国哲学的核心话题,讲中国哲学家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以中国哲学的核心灵魂讲中国哲学自身;其具体落实是和合学哲学体系的创构.自己讲、讲自己度越了中国哲学照着讲和接着讲范式,实现了当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     

城市景观美学研究的四种范式

城市景观美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范式.一是生态型范式,从生态角度以整体性的眼光审视城市建设;二是文化型范式,以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为根基研究城市景观;三是自然与城市融合型范式,主张将自然引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四是实践型范式,从城市建筑、生态建设、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等方面从应用性层面对城市设计进行研究.     

倾听“他者”的声音——试析后现代语境下女性主义批评对翻译研究理论的解构与重建

阐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理论研究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打破传统理论封闭、静止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框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翻译理论中诸如“等值”、“忠实”等先验性标准和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重点论述了女性主义理论者在这一潮流中,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范式,动摇和解构传统理论和话语霸权的思维模式及其深层结构,而且在不断改变自身“边缘化”、“他者”地位的同时,积极参与具有多元结构、多种声音的崭新翻译理论的全面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