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散文结构论

徐渭散文的结构既有以纲统目的“完整性”,又有目适纲宜的“有机性”,这既是其散文结构理论的自觉追求,也在实践上构成了其散文的结构特色,我们拟称之为“网式结构”。在排斥自我表现的文体和场合中,徐渭往往通过结构的经营使不合法的自我表现合法化;在允许自我表现的文体和场合中,其所创作的散文则往往具有“无布置”的结构特征。由此可见,结构的“有布置”还是“无布置”取决于其自我表现的需要,这就是徐渭散文结构的内驱力所在。     

徐渭与秦汉派唐宋派关系重估

徐渭历来被看作秦汉派的反对者和唐宋派的支持者 ,但是在散文创作应该以何者为典范的问题上 ,其取径同于秦汉派而异于唐宋派 ,因而关于徐渭与二派关系的定论是不够准确的 ;徐渭对二派的私人态度与学术态度存在着严重错位 ,这一错位是由其内心积久而成的知己情结和逆反心理造成的。倾向于从徐渭私人态度出发来把握其学术态度的思维定势是长期以来不能正确把握他与二派关系的原因所在     

同治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考论

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清同治十年(1871)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有学者于《文献》撰文认为是久已失传的明代嘉靖癸卯(1543)碧筠斋刊本《西厢记》。今据明人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有关碧筠斋古本的校勘及说明,验之同治抄本,可知同治抄本《碧筠斋古本北西厢》并非明代碧筠斋本《西厢记》,实乃赝本。     

以徐渭与鲁迅为例谈现当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继承与创新

将浙江绍兴籍作家徐渭的诗文与鲁迅的散文诗《野草》作比较,可见其在意象的建构、心灵苦闷的象征及越中区域文化的影响等方面异中有同,他们共同有着“草根”精神的“血脉”,但他们各自在不同时代的文学创作中大放异彩;也可见中国古今文学的研究视角有时可以互动,比如从研究徐渭的角度看鲁迅,或从研究鲁迅的角度看徐渭,可以拓宽研究的天地,发掘新的意义,更加认清16世纪后期的文学先驱者徐渭与20世纪前期的文化先驱者鲁迅的独特历史地位与美学价值。     

以画为寄:晚明文人画美学的基本特征

晚明文人画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 :以画为寄。它要求绘画超越其物质依赖性 ,而转向表现自我内心。这一美学理想包含“真情说”和“自适论”两个方面的具体内涵 ,它的代表者分别是徐渭和董其昌     

徐渭超越三教的哲学思想

徐渭不仅是文学家、艺术家,也是明代思想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徐渭年轻时即深受王学影响,热衷于哲学思考。他在三教合流社会思潮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徐渭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论中》等文章及其文艺创作中。他彻底打破了儒、释、道三教的界限,主张以道统摄三教,以哲学的眼光审视三教。他的文艺思想公允而少偏激。徐渭的思想虽然深刻,却未能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只能将艺术作为精神的避难所。     

徐渭散文张力论

徐渭散文的古奥语体与尖锐情感、网式结构与真实情感、短截体制与深邃情感之间存在着剧烈的张力运动,这一运动形成了其散文特别是前期散文的郁勃风格.以此而论,徐渭散文所可看重者,不独在于后期一直为人们所推崇的小品文,其前期富有张力的散文同样也具有重要价值.     

试评徐渭杂剧代表作《四声猿》

徐渭是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杂剧作家,他的杂剧《四声猿》,被誉为“明曲之第一”,笔者拟就《四声猿》的得名、思想内容、艺术特点及对后世的影响几方面阐述自己的观点。     

徐渭文艺观的另一面相：中道

徐渭以其倡求抒写真我、本色而被视为晚明文学思潮的先驱,袁宏道对徐渭的推尊强化了二人同道的印象。但徐渭的文艺观及学术思想尚有孜求中道的一面,“真我说”与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有本质的区别,徐渭所论之“我”不是一己之“我”,而是“周天地所”的“大我”。与李贽、汤显祖、公安派论文时扬情抑理不同,徐渭论文主张情与理的统一。徐渭为文有“法严”的一面而有别于“不拘格套”的公安派。《论中》七篇是徐渭孜求中道的文艺观的学理基础,对“师类”“自然”与“警惕”的态度体现了其为学孜求中道的取向。     

从《墨葡萄图》探徐渭花鸟大写意画风

徐渭以桀骜不驯的性格入画,以惨痛的人生经历入画,以恣意的狂草入画,以氤氲淋漓的水墨入画,并能集古人之所长,开创了独特的中国大写意花鸟画风。其中《墨葡萄图》是徐渭水墨大写意花卉中的得意之作,画中的题跋也被徐渭一题再题,草书题跋与大写意《墨葡萄图》珠联壁合,谱写出徐渭半生的经历和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