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与生——《周易》“形式”观念探微

出于多方面的原因,传统"形式"美学的研究一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以西律中"的思维惯性,因此需在梳理原典的基础上建构传统"形式"观念的研究范式。作为"群经之首"、"三玄"之一的《周易》自是无法绕开的源头文本。由形而上与生命两角度分析,前者可探察"形式"生成的根本原因;后者则意在突破二元对立思维,探讨文学艺术形式的生发与目的,并以此归纳出《周易》"形式"观念:在"生生"循环之间,推崇善与美的统一。形上之"道"通过圣人运筹,将"物象"转化为"卦象",启益思想言行,以实现"形式"与"生命"的合一。最后,以画学为例,略论《周易》"形式"论对传统艺术"形式"美学的影响。     

亲爱的大人,请多多关照

那个盛夏的黄昏,晚霞特别红,茉莉特别香,儿子在广场上荡秋千。外公与外婆和我们并排坐在长椅上,诉说着儿子种种令人烦恼的状况。外婆无奈地拍着椅背：“这孩子太不听话,玩儿什么不好,偏偏喜欢玩儿水,水龙头哗哗地开着,水表飞一样转。”     

朱子学的身体哲学再诠释

朱熹理学的"体"兼具主、客体属性,既指被认识的"天体"和"心体",也指作为认识活动知觉主体的"心体",还包括这种认识活动据以呈现自我的"身体"。天体与心体是同构的,主体在完成外向"格物"后,"体认"工夫就转入"身体"内部,通过"持敬"而实现。朱熹理学的价值取向是在"身体"中/上完成的。朱熹"体用"思维也是比附"身体"而产生的认识论。因此,朱熹理学是一种诉诸身体的心性哲学。     

论中国绘画美学在萧红小说中的体现——以《小城三月》为例

作为"文学洛神"萧红的绝笔,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展现了独特的美学追求和深厚的艺术功力。立足于萧红艺术世界的终点,并将其置于中国绘画美学的视域中进行尝试性的解读,以期为进一步理解萧红小说的深度意蕴提供一个意义性的依据,并藉此显幽烛隐,挖掘萧红小说创作深远的文学史价值。     

浅谈中职学校班主任的“四心”教育——真心、爱心、细心、信心

中职学校班主任的班级管理工作对班级学生的职业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班主任的品质以及教育的方式影响整个班级学生的成长。因此本文探讨班主任要以教育中职学生如何处事、如何做人、如何学习为目标,用“四心”教育,促使学生健康成长,将班主任管理工作落到实处、细处。     

腹有诗书雕自华——古诗词教学促石雕创作初探

笔者结合青田石雕技艺的特点,借助古典诗词的教学,通过对诗词中色彩、意境、典故的讲解,深化石雕作品的文化内涵,提升学生的审美,培养学生的诗意。     

共情：走进对方的小宇宙

共情,亦称同理心,对于社工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字眼了。那么,为什幺要共情？我们一般会回答,因为案主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为什么案主有不同的想法？因为大家的生活环境不同。为什么生活环境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想法？因为所接受的教育、接触的事物不同会导致各方面能力发展的不平衡,从而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诸如此类。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开,延伸到科学艺术领域,再回过头来探讨这个问题,可能会更容易说服自己不仅仅要从专业的角度对案主共情,而且在生活中对万事万物都需要“共情”。     

心本德育：高校人本德育的主体性诉求

当前,我国高校“人本德育”理念取代“社会本位德育”理念,已经被教育界充分认可和实施。“人本德育”倡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注重满足学生内心需要,关注与学生情感的交流,对高校人才培养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在人本德育的具体落实中,出现了很多认识上和教育上的简单化、形式化倾向,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熊十力“乾元本心”思想探析

熊十力以本心解释乾元的思路和方法,在"乾元"的解释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以本心释乾元,并扩充乾元的内涵将是熊氏解读<周易>的最大特色,也是<周易>与心本论结合的最好典范之一.以"本心"释"乾元"的理论前提是"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不二",意即天人不二.熊氏笔下乾元之为"本心"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回归心学,结合佛学心性论的表达方式,将易简与本心系在一起,以"易简"呈现本心的澄明样态;借助"良知是呈现"论定本心"自昭"的含义,在功能的意义上论证本心是呈现;熊氏"心体万物"命题的提出,意在彰显本心的能动性,是本体发用为万物的内在保证,在心物同体的前提下强调本心生生不已的能动性.     

图画见精神——论唐代咏画诗中马、鹰、松的文化蕴涵

在唐人咏画的诗歌中,对马、鹰、松等绘画作品表现出特别的感情.一方面,这是盛及唐代的养马乘骑及蓄养鹰犬之风的反映.另一方面,盛唐人从骏马和苍鹰的文化蕴涵中发现了最适于他们抒发激越情感的内客.他们常借助咏叹画家的鹰、马作品,歌唱自己的宏伟理想,展示自己的豪迈胸怀.而中晚唐诗人咏画松的热情更高一些,他们已不再局限于盛唐时期注重对画面中松树的各式逼真形态的摹写,太多都是寄意于画外,从松树的画中形态联想到其画外精神,将画松的文化蕴涵与士子们的人格品性相照应.唐人的这些咏画诗篇,既反映了当时画界的繁盛状况,也借以展示了诗人的精神寄托.这种寄托不仅是承继发扬了我国长期以来赋予在马、鹰、松等物象上的文化蕴涵,更主要的是透过不同时期诗人的吟咏爱好及审美取向,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士人的精神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