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合作学习与外语课堂心理环境的讨论

课堂是中国学生学习外语的重要场所。本文在概述合作学习主要特征的同时,比较了合作学习课堂与传统课堂的差异,讨论运用合作学习方法改善外语课堂上的人际关系,优化课堂心理环境,以便为学生创设支持性的、民主的课堂氛围,使学生产生并维持浓厚的学习兴趣,以达到提高外语学习效果的目的。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行为模式、动机体系及其变迁研究

民族地区乡村经济中的主导经济行为模式至少存在四种类型。民族地区人们的经济行为大致有三种基本的动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有五种主要因素在改变着这些经济动机体系和行为模式,一是乡(镇)政府、具有准政府性质的村集体组织以及其他各种组织的推动、示范和劝导作用,二是体制改革的推动或压力,三是文化移入的诱导或冲击,四是内部创新行为的出现,五是特定文化传承的激活。     

论判定补贴利益的私人投资基准： 法解释学与法经济学的视角

在反补贴案件中,私人投资基准是判定政府投资是否带给企业以补贴利益的标准。在具体选择私人投资基准时,不宜设置股权比例的限制,也不可选择囿于沉没成本效应的内部投资者价格,更不应采用容易异化为贸易保护的结构价格。若无私人投资价格,可转而审查政府投资是否基于商业动机,但投资动机的举证责任由被调查方承担。符合关联性、中立性、逻辑性、专业性四项要求,由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出具的报告,是商业动机的首选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目前,发展中国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兴力量。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世界关注。特别是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上,由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相似的文化和经济背景,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上更具有优势。因此,有必要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MNC)从事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如何选择投资目的地。此外,我们还试图研究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中国投资者的决策是否存在差异。     

超越官僚制,跳出"周期率"——新时代公共事物治理之道的新探索

中国具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2000多年的封建史,在治国理政方面前人给后世留下许多不朽思想智慧,大一统的官僚制度体系便是其中之一,它成就了中国60多个封建王朝的兴盛和发展,也因其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使历代王朝终未逃脱覆灭的宿命,这便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初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没停止过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努力与探索,其成功经验和智慧最终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说中国历史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历史周期率"问题,那么在西方500年发展史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则是"经济周期律"问题。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发挥党的全面领导的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只有从"公共事物动机"入手,才能克服中国传统社会"官僚制"假设和西方社会"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实现治理水平的提升和领导力的提高。     

回看网络学术社区:传播关系、网络、权力下的使用动机与使用行为研究——以中文网络学术社区小木虫论坛为例

网络学术社区经历了井喷式繁荣后走向衰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阶段重新焕发生机。本文以小木虫论坛为例,通过深度访谈法,旨在对网络学术社区中用户的使用动机与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认为学术信息发现动机、学术成果交流动机、学术能力自我确认动机依次高度、中度、低度影响用户使用行为;并将三种使用动机置于传播关系、网络、权力的结构和逻辑中,深入解读使用动机背后的不同诉求。     

美印海上合作:动机、矛盾及其影响

近年来,美国和印度开展了越来越多的海上合作,对印度洋地区甚至亚太地区海洋安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印海上合作主要是出于双方战略需求、防范中国的影响、双方海上共同利益需求和印度“搭便车”的动机。美印海洋战略根本目标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长期来看合作难以持久。美国霸权政策、中美印关系的互动和美印之间其他矛盾都将影响美印海上合作。     

作为权利保障的北京市志愿服务立法

法律上的志愿服务不等同于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义务劳动”、“做好人好事”。北京市进行志愿服务立法是必要的,立法要保护志愿者权利,规定志愿者义务,要积极关注学校的和社会的激励机制,要加强对志愿者组织的管理,立法要规定经费保障和强制保险。同时,立法要注意法律视角与政策视角的不同。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     

印度莫迪政府的右翼历史观与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的特点及影响

莫迪政府执政后推动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新叙事并表现出比历届印度政府更有野心的历史改写企图,旨在服务于印度国族再造议程。莫迪政府推进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从历史观上系统呈现了隐瞒和掩盖历史事实、篡改和歪曲历史、美化历史等三个主要特点,在传播手段上具备重视国际层面的虚假信息传播等特点,不仅借助与国外力量的合作来混淆国际舆论,还利用印方主导的传播虚假信息国际网络打造一个全方位、立体化的国内国际叙事体系,中印边界战争新叙事成为该网络重要的传播内容之一,形成了相关虚假信息叙事的国际和国内舆论合流与反哺。莫迪政府推出的边界战争新叙事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内政,扩大了右翼历史观在印度的影响,并引发外界对印度军队政治化的担忧。新叙事还产生了深层次的外交影响,在政府主导、社会舆论鼓吹等联合作用下,莫迪政府在较短时间内就为对华方向的冲突和对抗政策准备了基础舆论环境。新叙事操弄对抗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导致莫迪政府对华政策日益僵化,还配合右翼意识形态冲击印度对外经济政策,影响更大范围的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