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身自由权的暂时性法律保护——以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为视角

人身自由权是人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权利,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护通过宪法确认,由具体的法律制度落实。我国法律制度中缺乏对行政权剥夺人身自由权的权力制约,从而使得人身自由权遭到严重侵害。暂时性法律保护的权力制约性、暂时性、及时性（中止性）和救济中的救济能够实现人身自由权的保护。人身自由权遭受严重损害的现实和现有的监督机制不足以保障公民人身自由权,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必然。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政策要求、国外的成功经验、民法上的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实践经验以及刑罚执行上的“刀下留人”的经验使得人身自由暂时性法律保护成为可能。暂时性人身自由的法律保护制度适用于行政行为。借鉴西方人身保护状制度、建立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事前报告审查和行政相对人请求保护制度,能够实现人身自由的暂时性法律保护。     

尼采的“冲动”学说

本文基于尼采的早期著作《朝霞》,对尼采的“冲动”学说进行解读。尼采引入冲动一词源于对于道德的批判,以表达他对于人的自我的全新理解。本文致力于从概念上廓清尼采使用的“冲动”一词,归根结底,“冲动”的概念可以通过诉诸价值、欲望和行动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而进行说明;考察了冲动的来源,冲动的演化过程,以期能够解释“冲动”何以被视为一系列汇聚起来的集合体;最后,对“冲动”本质上可以用目的论来说明的观点进行反驳,提出一种更为合理的谱系学的理解。     

弗雷格-吉奇难题及其解决方案论析

“弗雷格-吉奇难题”是当代元伦理学非认知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它表明非认知主义不是行之有效的道德语义学理论。非认知主义者试图通过修补其语义学理论来解决这一难题,一些同情非认知主义的哲学家也希望通过“紧缩论”等办法来帮助解决问题,但研究表明这些方案均不成功。     

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无限主义与强推论创造主义的相容性研究

无限主义是当代解决阿格里帕三难问题的一种进路,但学界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无限主义无法解释认知辩护的来源问题。面对这一批评,无限主义者主张推论活动本身也具有创造辩护的功能。坚持推论创造主义使得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推论工具主义的内涵,但强推论创造主义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以涂厉(John Turri)为代表的无限主义者或者无法说明为什么信念辩护可以从无到有,或者无法让强推论创造主义与无限主义相容。排除了强推论创造主义,弱推论创造主义或许是无限主义的一个有希望的理论资源。     

霍加特的文化研究理论——“文化主义”路径和民族志方法

理查德·霍加特是20世纪英国的一位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主要创始人。他所建构的文化研究理论继承并变革了英国文化主义传统,采取了来自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率先开启了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研究,对伯明翰学派的后续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但是其理论并未真正摆脱阿诺德、利维斯等人的精英主义倾向,他的文化研究理论中的若干不足,由其后的汤普森和威廉斯加以完善。对霍加特思想中的英国文化主义传统进行分析时,应充分注意阿诺德和利维斯的影响,这有助于理解霍加特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支持立场及其方法和观念上的矛盾,从而较全面地评价霍加特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创意义和理论得失。     

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逻辑——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探索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微观理论基础,论证了供给在供需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等量需求"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只有新供给才能持续创造增量的需求,并分析了新供给形成的环境、条件和要素,从而构成"培育新供给、新动能"的政策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以"新供给经济周期"为宏观基础,从供给角度把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划分为新供给形成、供给扩张、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四个阶段,揭示了"供给创造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指出"供给结构老化"是当前中国经济连续下行的根本原因,从而形成"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升级"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的理论基础。新供给主义经济学从二维的生产要素理论扩展到三维的"五大财富源泉"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从供给侧划分的31种增长模式,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扩张原理,并提出了一些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理性主张,进而探讨了解除行政性供给约束所能获得的短期增长空间,以及放松五大要素供给抑制所能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启蒙时代的“同情”

通过考察同情观点在18世纪欧洲的演变及其与启蒙主义主体观的联系(聚焦于18世纪上半期的情况与之前的铺垫),以及18世纪中叶兴起的人物观点与同情话语的联系(以菲尔丁的小说为主要例证),认为18世纪的欧洲发展出两种同情观,分别对主体的状态与构成做出了两个相悖的假设。假设一:个体之间虽然边界鲜明,但互相之间情感模式相似,个人可以通过想象来认知、体会他人的情感。假设二:人必然受他人情感的影响,个体之间边界模糊,但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普遍的情感,只有互相受影响的倾向,所以并不能保证情感的有效沟通。如果我们将第一种对同情的理解称为"聚合式同情",第二种就是"间离式同情"。这两种同情观并行交织,构成了启蒙主义主体观中的一个核心悖论,并与新兴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塑造手法形成了互文关系。     

法国语境下的民族理念及其价值导向

[提要]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法兰西民族的建构强调“公民民族”的理念,主张共和主义的价值取向,由此在诸多层面上极力淡化自身与其民族成员的“族裔”属性,但这并不能否认其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诸多少数族裔群体及其所谓的“民族问题”。在当代法国社会中,其民族构成主要包括两大范畴的族群,即本土族群和外来族群,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分别被“剥夺”了作为少数族裔的主体性存在。与之对应,法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也表现在两个层面——以地区主义运动为代表的本土少数族裔问题和以移民为代表的外来族裔问题,两类民族问题的存在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上表明,法国的“共和主义”原则在应对和治理其日益多元的社会现实方面具有结构性局限。     

公民民族主义与团结主义 ——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与源流

[提要]法国政治话语中的“solidarité nationale”,字面之义为“民族团结”,但并非汉语语境下通常所表达的含义,其实质是“国民团结”,它折射出法兰西资产阶级共和派所主张的公民民族主义与工农劳动阶层的“团结主义”诉求之妥协。文章阐释了法国“国民团结”概念的内涵及其思想根源所在,指出法兰西资产阶级民族建构思想以及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工农劳动阶层“团结主义”运动,是法国“国民团结”内涵主要体现国家对国民个体的经济社会救助而非聚焦于族裔群体关系的两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