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篇分析角度看汉英长句翻译

汉英长句翻译一直是翻译教学与实践的难点,从语篇分析角度看汉英长句翻译,旨在通过有别于其他相关研究,去探讨汉英长句翻译的新思路。     

李清照词中的情与景新论

李清照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女词人,被后人誉为词中皇后.李清照词是从其切身的生活感受出发,进行艰苦的艺术构思,抒发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借景抒情、寓情于景和情景融合是李清照词用以抒发情感的主要方式,由此可以感悟作者的心与志.     

人称指示语在中英广告语篇中的语用对比分析

基于语料的分析和调查,对中英广告语篇中的人称指示语的使用进行了对比性分析,总结两种语言的广告语篇中人称指示语在语用功能方面的不同点和相似之处.希望能对两种语言中人称指示语的恰当使用起到借鉴作用.     

巴赫金对话理论的人文精神

本文企图在更为广阔和统一的思想语境里对话性地诠释巴赫金思想的精髓。多样性的巴赫金思想并非散沙一盘,对话理论及其人文精神是它的精髓。巴赫金终生徜徉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诗学各人文学科领域,而其中心工作就是建构自身的对话理论,他以之贯串于所有的人文学科各领域的研究中,而人文精神是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体现出的核心精神,对话理论在其根底上是关于人的理论,是巴赫金终生为人而斗争的理论结晶,闪耀着人文精神的光辉,它以人为对象,关心人的主体建构,关心人的存在和命运,关心人的平等和自由。就诗学来说,巴赫金的杰出之处在于,在20世纪“语言论转向”的文化语境里,他既能以复调小说理论这种对话理论的变体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艺术形式,又能在这种形式的阐释里以自己的人文精神深刻地理解这种艺术形式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     

台湾诗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变形

台湾诗歌在 80年代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选择和接受具有一种历史必然性 ,这使得台湾诗歌典范发生了三种变动 ,即 :反纯粹性的本文混杂 ;反深度的事物本原化 ;反确定性的语符游戏。由于受时代的、民族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影响 ,台湾诗歌理论与创作又呈现了在特殊接受语境中发生的变异 ,即 :台湾诗人对“本体”的怀疑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怀疑 ;他们将语义的不确定性往往归结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     

意统情志的王阳明美学

志、意、情 ,是中国传统美学关于审美———艺术内涵的三个基本概念 ,在不同的时期 ,分别成为审美意识的核心。王阳明美学处于传统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前夜 ,它的特殊贡献在于对传统美学的深化和对近代美学的预见。在其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基础上 ,王阳明致力于以意为中心统一情、志。意统情志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 ,它直接冲击了代表僵化的传统精神的以“志”为本的理学美学 ;另一方面 ,它先期肯定并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给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情”的观念。通过其思想的阐发 ,可以为当代以“情”为主导的美学精神建设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安阳方言中的语缀“的“

“的”是安阳方言中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语缀。本文在丰富的语言事实的基础上,用方普（方言和普通话）比较的方法对名词、代词后的语缀“的”的状况做了深入细致的描写,认为“的”是安阳方言中重要的成词成分。而疑问代词“啥”和”啥的”的语法异同又为吕叔湘先生关于“什么”的语法论述提供了方言佐证。     

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荀子美学再检讨

荀子是原始儒家中最重要的美学家。从性恶、化性起伪、养情与治情、音乐与和谐、移风易俗五个方面,对荀子美学进行再检讨,有其理论价值。荀子理论中的性恶与治情、礼与乐诸矛盾,导出了理性群体与感性群体的重要区分,结果是以“和”补了“同”之偏。对“移风易俗”的强调,又体现了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荀子为中国古代的教化美学作了理论的奠基。他是封建文化早期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儒家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急先锋。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论“洋泾滨”英语

本文通过对洋泾滨英语的历史回顾,研究了洋泾滨英语的形成及特点,探讨了洋泾滨英语的语言系统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