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瑕》所记“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再析——答李永祜先生兼及学术研究的态度与方法

"文待诏诸公"、"文徵仲诸公"、"文衡山诸公",皆是通称而非专称,也非确指文徵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戏瑕》载"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其中"文待诏诸公"并不等于"吴中四才子"。文、祝、唐、徐四人年龄差距颇大,并没有共时的青年时段和诸生生活能够在一起"听人说宋江"。钱允治是和文徵明诸公一起听的,听的是同一个内容,即有摊头的宋江故事,时间不早于钱氏出生的嘉靖二十年(1541),具体时间当更晚。《戏瑕》所载正是文徵明晚年与门生故旧"听人说宋江",钱允治有幸"与闻"。这则史料不能用来证明嘉靖以前《水浒传》在社会上流传过。学术研究应该坚持从材料出发,实事求是,不主观妄断,不随意推衍,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科学和准确。     

从《水浒传》的“互文性”看其“经典性”

作为一部内涵丰厚、文法高超的英雄传奇小说经典,《水浒传》之“互文性” 大致可分三个层面：与其前文本所发生的上行“互文性”,与其大略同期的文本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以及与其后文本所发生的下行“互文性”。就上行“互文性” 的情况来看, 《水浒传》的文本来源主要有二：除了对《史记》经典细节的化用,还有对杂剧章法的借用。与《金瓶梅》所发生的并行“互文性”的情况也并非仅仅限于“借树开花”、“借鸡生蛋”,而是二者通过互相点化或戏拟某些经典故事来反讽社会现实。由《水浒传》对《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派生的力度与强度,我们更感受到它“之所以成为经典” 的文本魅力。从《水浒传》这一经典文本的沿承与传播状态推演开来,可以说一部小说的“互文性” 之强足以成就其“经典性” 之高,或者说一部经典作品的“互文性”与“经典性”往往是相辅相成的。     

摄影中的“新纪实”与“超现实”话语——以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和杰瑞·尤斯曼为例

摄影是“自然之笔”与现实相对应。塞巴斯提奥·萨尔加多用镜头记录了真实的社会生活,其作品所表现的个体与群像在纪实品格外凸显出强烈的视觉美感和深刻性,形成了“新纪实摄影”风格;而杰瑞·尤斯曼的“超现实摄影”与前者相异,他用纯熟的后期暗房合成技术,通过底片叠加创造出现实中不存在的幻景,在具体与抽象之间拓展了作品的精神内涵和时空维度。文章以两位摄影大师为例,从三个维度来比较“新纪实摄影”与“超现实主义摄影”：“标记符”与“象似符”;“视觉寓言”;审美欲求。     

音乐形态、写作方式与词体的定型——兼及李白《菩萨蛮》辨伪

词律的起源是词体发生问题的核心与重点。还原词发生初期词乐配合的原初状态,可发现“词的文本形态来源于音乐形态”这一传统观点有失允当。词的写作方式有依乐填辞、依辞写辞两种,这不但是乐工辞与文人辞的分野,也代表了词体发展的两个阶段。词获得稳定的文体形态是在文人辞阶段,高度趋向一致的词律是在文人的重复性、摹拟性写作中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文人的群体活动、知识结构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循此思路,结合唐宋间韵部分合、相叶的特点,说明《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非李白作品,其制辞时代为宋代。     

《鹿鼎记》的历史意趣

金庸武侠小说封笔之作<鹿鼎记>,既充满游戏笔墨,又富含历史意趣.金庸对两者的不同处理方式,揭示了隐含在游戏笔墨深处的历史意趣,一部优秀武侠小说不仅有娱众之功,亦可以有深刻的历史蕴涵,从而达到可观的思想高度--关键在于作者是否拥有历史感和历史见识.小说与历史这两种叙事文体,纠结着复杂而难分的关系,为小说审美提供了一个崇高标的.     

宋代弄孔子优戏的俳谐精神与优伶惩戒

自唐以降,弄孔子、戏儒流之优戏表演绵延不绝,尤以宋代优戏为著。它以戏谑性的妆演,隐含复杂深刻的历史内容,因其牵动道德、宗教与文化学术方面的敏感神经,尤其与时事政治相抵牾,而屡遭官方惩禁,但它渎经侮圣、诋贤叛道、戏儒刺奸、讥时揭弊的俳谐精神,则演绎了儒家思想民间接受的另一面,显示了戏剧文化与社会政治渗透消长的态势,作为早期戏剧不可多得的“真戏弄”,在戏剧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孔雀东南飞》文本考索

《孔雀东南飞》诗继承了汉代乐府古辞的叙事传统,结合了“弃妇”、“殉情合葬”、“烈女”等传统母题,叙事方式和整体结构安排因情节扩展和篇幅增长均有相应发展;其叙事风格与后汉辛延年《羽林郎》非常接近,受古辞《陌上桑》“日出东南隅”影响较大,不仅迥异于以程序语句为框架的《木兰诗》,更与魏晋文人书面化程度较高的叙事作品有别。由于其文本形式的各个方面均与现存汉魏时期的文献材料密切相关,《孔雀东南飞》诗当为汉末建安文人拟乐府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