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研究——基于理念及其评价分析

城市群是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主体,更是推进城市化进程的主体形态.打破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的行政壁垒,实现行政边界、地理边界和经济边界的耦合,以城市群整体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单个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在回顾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从城市可持续发展到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性及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并采用规范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21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现状,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4个城市群属于高水平可持续发展型,其余17个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基于研究结论,笔者认为可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优化空间结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能力.     

交通可达性与3A级及以上景区分布的相关性分析 ——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和区域交通可达性是评价某一地区旅游价值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模型和皮尔逊相关系数,对山东半岛城市群3A级及以上景区空间分布、山东半岛城市群八个地级市的交通可达性以及两者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3A级及以上景区呈现中西部地区带状延伸,东部地区集聚成团特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立足于扩大内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背景,利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73个区县2013—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公共支出的消费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公共支出的增加在促进本区消费增长的同时,通过区县间消费水平的空间依赖改善了邻近地区的消费;公共支出与居民消费在2013—2015年呈现互补关系,在2016—2018年呈现替代关系。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公共支出对居民的衣着支出、居住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医疗保健支出有显著抑制作用,对食品烟酒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支出、交通通信支出无显著影响。     

中国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演进: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

文章定性分析了政策主导下的城市群发展基础,定量分析了城市群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演进机理。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以前政府制定的各项区域政策决定了各大城市群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基础以及市场化制度基础。2000年后政策引导变量(经济区发展规划与城市群可达性水平)则主要通过市场驱动变量(城市群分工水平、产业集聚水平以及市场发育程度)间接推进多中心空间结构的演进。文章指出,市场驱动路径下,中、西部地区应以建设中心城市为重点,积极发展都市圈,走由集聚到扩散的发展路径;东部沿海地区则应主要建设区域一体化的多中心城市群。这两条市场驱动路径都离不开政府政策的有效引导。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边界效应研究——基于城际消费流视角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经济的深化，消费流在反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往来程度时显现出了优势。文章借助中国银联2018年城际消费流数据，基于调整后的Head-Mayer边界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算和评估。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城市边界和省际边界均对异地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省际边界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其中上海与其他三省之间的边界对消费流的影响相对较弱，而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彼此之间的市场分割更为明显；长三角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不尽相同，上海的城市边界效应强度为1.05，江苏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处于3.06~5.51之间，浙江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介于3.13~6.24之间，而安徽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最为强烈，在3.85~6.58之间分布。基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肯定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继续深化取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人为阻碍的改革，进一步降低经济合作的障碍和成本。最后，需要积极借鉴国际区域合作经验来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展。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比较与优化——以成都市和重庆市为例

区域间人才竞争已成为当前地方城市政府的政策焦点,人才引进离不开地方人才政策的支持。以成渝两市人才政策为样本,从政策环境、政策内容两个维度对成都、重庆近十年的人才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和对比分析,从政府内部人才工作优化和外部政策环境改善两方面发现成都市在人才政策制定及人才引进整体成效上优于重庆市,且引才理念开明,故可从明确人才培养标准、加强人才引进力度、改善人才发展环境等方面强化人才工作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