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人不宜成为犯罪主体

本文通过对外国实行法人犯罪主体制度的条件分析,对我国现实特定社会条件的考察,指出我国法人尚且未能在经济领域中很好地承担其经济责任,在法律上让其作为犯罪主体承担刑事责任,更是脱离实际。从刑罚的效果来看,要解决“法人犯罪”问题.惩罚参与“法人犯罪”的自然人才是关键,把法人作为犯罪主体来惩罚并不能有效地抑制“法人犯罪”。     

鸦片传入我国前后——兼谈“鸦片”一词的来历

提出鸦片(罂粟)是在公元7、8世纪由印度传入我国,而不是清道光年间由英国人传来。从历史和语言上详细分析了“鸦片”一词以及“阿片”、“阿芙蓉”、“雅片”和“亚片”等几个外来音译名的来历。     

根本违约问题研究

对根本违约的评判标准进行比较研究 ,今天结果主义已经取代条款主义成为主流的判定标准 ,德国式的具体判定标准更为科学。在结果主义内部 ,可以分为“单纯结果主义”和“与可预见性标准结合的结果主义” ,本文认为可预见性标准的要求是不尽合理的 ,在考虑根本违约免责条款效力的问题时 ,应考虑不同性质的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并对我国的立法进行简单评价 ,提出相关建议。     

主体重构：“新三农”问题治理的路径分析

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持续外流导致了以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和农民老龄化为代表的“新三农”问题的出现。部分对“新三农”问题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的学者认为未来农村将消逝、农业将衰落和农民将消失,对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城镇化为“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未来我国新农村建设将提速,农业将转型升级,新型职业农民也将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城镇化给我国“新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历史机遇,同时也使其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重构农村居民主体、农业生产主体和农民养老主体是事关当前“新三农”问题治理成败的关键性政策举措。     

西周法律思想的“类型学”研究

西周法律思想围绕着“天命”、“王权”、“民本”、“规则”四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建构。天命的权威性、平等性以及可转移性思想使天命的神圣性得以凸显。而王权的代理性、受限制性、受监督性及地域性思想,导致了王权思想的弱化状态。民本思想强调王权自身的勤政无逸和对民众安全、富裕、健康和安定等方面的关心和维护,展现了民众追求幸福的正当性。而规则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其思想展现了规则的多元化和正义性特征以及强调规则的具体的实施。四个方面的思想构成西周法律思想体系,蕴含着西周时期我国法律精神的逻辑理性和正义内涵,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基础。     

土司遗产田野调查的多维度探索

运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对现存土司遗产进行田野调查,既有助于各类人才培养,促进原土司地区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推动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土司遗产田野调查可以通过对土司遗产涉及的“人”“事”“产”“境”“文”“史”“值”等七个维度进行仔细观察、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不仅能深度认知与理解我国土司遗产的文化本质,而且能将土司遗产的保护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纳入“文化制衡”的“民族生境”中进行探讨。     

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研究

现有中国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主要为实现目标、实现路径、根本要求、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国精准扶贫脱贫实践面临各级政府及帮扶对象之间的“道德风险”、社会公众与帮扶对象之间扶贫“供需脱节”、多主体不协同产生的“碎片化扶贫”三大难题。故精准扶贫治理体系建构要依托“互联网+”技术,发挥第三方专业化服务、资源整合转化和双边市场支持的优势,尽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外资零售企业在华业态战略及其启示

我国零售业已于2005年对外资全面开放,竞争日趋激烈.导致外资零售企业在竞争中居于有利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业态战略却是核心因素之一.文章着重对外资零售企业的业态战略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希望本土零售企业学其所长,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合理的零售业态,准确定位目标市场,突出业态特征,并能适时地进行业态调整、融合和创新,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与外资零售企业们分庭抗衡.     

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的五体链建设

目前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各相关主体共同努力完成。以下主要从主体链、区域链、环节链、监管链、信息链等五体链来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施联通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以全球价值链（GVC）参与为视角,基于2005—2015年4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利益的影响。结果发现,加强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高一国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增进该国的贸易利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通信基础设施都能够通过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利益的提升,其中通信基础设施还能够通过提高贸易的时间效率对贸易利益产生积极影响。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以设施联通为依托,加强本国的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把握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主动权,以实现共同发展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