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墨家

<庄子>中有多处对墨家的理论和行为给予了批评.而墨家在<墨经>中也对庄子给予了反驳.两千多年前庄子与墨家的这场争论与他们的学术取向的差异是分不开的.庄学作为境界型的内圣之学,注重的是人生心灵自由的追求,而作为知性形态的墨学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它体现出的工具理性精神正是庄子最为反对的.因此,墨家与庄子之争归根结底与他们的学术兴趣分不开.     

警惕政府改革的“技术主义”

一些地方借鉴国外经验,进行流程再造、管理标准化,应用平衡计分卡等绩效管理方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许多形式重于内容,甚至回避了政府改革的关键领域、核心任务,导致政府改革创新的“技术主义”。     

论技术主义电影的审美价值机制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上一批用高科技打造出来的以视觉奇观为主要审美标志的技术主义电影获得了广泛的市场认同。本文试探讨分析这批技术主义电影的诞生背景和它的审美价值机制。电影的技术本性、全球化的技术主义潮流、观众以视觉奇观为中心的审美趣味以及国家政府和广电总局对电影的重新定位这些因素构成了技术主义电影诞生的背景。而用数字技术制造视觉奇观来满足观众对视觉享受的审美期待视野和以观众的生死等人类的本能欲望为出发点来建构故事以及它的娱乐为本位则是技术主义电影的审美价值机制。     

我国当前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研究现状与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传媒与公共领域问题成为中国学者特别是传播学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主要研究了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前景以及路径选择等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技术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简单化和狭隘化等,正视这些偏差是学界推进相关研究的当务之急。     

抵制"技术命令":技术主义背景下的伦理选择

人的本质就是创造。人创造能够满足自身需要的各种事物,如语言、居所、家、工具、现代技术等等。但现代人陷入了一个技术主义的"技术陷阱"。人通过技术获得了自己所要的利益,却以失去某些利益为代价。人在技术主义中迷失了自我。走向技术主义,终将以失去更多利益为结果。理性和伦理原则是我们抵制"技术命令"的基本出发点。     

本雅明技术主义在现代影视作品中的倾向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和阐述了技术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对艺术的影响,当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生产手段的时候,对电影艺术的发展与勃兴体现出了现代技术主义技术的革新倾向,同时也对电影的艺术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考验,无论是电影的文学根基,还是技术主义,本雅明的技术主义对现代影视作品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巴别塔的启示

音乐是一种在特定逻辑体系中体现出来的意义指称,注定了音乐阐释的多纬性.横向上,表现出相同文化中的解释纬度;纵向上,即其他文化中,在其自身逻辑体系基础上完成的音乐阐释.<圣经>中巴别塔所隐含的是一种以技术信仰为手段所建构起的逻辑体系,是一种强迫式的"一样语言"的价值观念,它导致了技术标准的恒定真理和意义"阐释"空间的消解,对音乐在技术语言背后的价值分析有重要启示.     

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浮现与防范

数字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新阶段,代表了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新视角。在实践中,乡村数字治理呈现出诸多积极功能,即为政府增能、向社会赋权和助管理提效,从而在治理、社会和技术层面上的三大逻辑。数字治理天然携带技术理性基因,使得技术逻辑得以超越其他逻辑,在实践中占据支配地位。其结果是,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乡村治理中逐渐产生以“技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为代表的技术主义倾向,进而衍生出“技术万能”“变革替代”“红利共享”等认识误区。对此,必须清醒认识和审慎分析乡村数字治理中技术主义倾向的价值根基,在公共性导向下通过价值共识、主体共建、行动共治、成果共享、制度共创来矫正逻辑关系,修复主导价值,实现以技术之治推进乡村善治。     

数字化治理时代价值理性的消弭与重构

数字化治理是现代化国家发展的新阶段,延续了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实用和效率的技术主义工具逻辑。数字化治理时代价值理性的消弭导致个人参与能力受损、人际关系更加疏离、个人更深程度地物化和异化以及制造更多不平等。在数字化治理时代重构价值理性应诉诸学界、政府及个人间的合力：学界应廓清价值理性的逻辑和必要性,引领治理理念现代化;政府应约束自身,防范被技术绑架而使公权力成为商业资本的共谋,从而确保数字化技术授权于民;个人则应将数字技术当作有效的行动工具,通过重建社区共同体等途径,建构良性的生活环境,警惕数字化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