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全球化创作路径分析

新的全球化、逆全球化浪潮在当下再度成为一个讨论得最为热烈并且不断引发争议的理论话题。如果以中国在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电影经历了整整四十年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之旅。那么全球化又是如何在中国电影文化语境中得到实现的?作为经历、见证和参与改革开放的第五代电影人,其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之路更是跌宕起伏,而作为主将之一的张艺谋更是一直致力于中国电影创作的全球化思考与实践。基于此,我们提炼出本土创作·天下意识·全球经验这几个关键词,并借助张艺谋创作个案以点带面,管中窥豹来梳理或勾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创作的全球化路径是:故事的讲述,从"有中国特点的故事"到"牵涉他国的故事"到与"与人类相关的故事";空间视域的建构,从本土到天下到世界;主题的表达,从生命意识到和平意识到信任意识。     

论电影艺术的渲染方式——以影片《归来》中的光影渲染为例

随着电影文化的发展以及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单纯的记录手段已成为平庸的标志。电影作品中的一切视听元素都成为影片在视觉层面和美学观念上艺术创作的目的,风格各异的画面内容和作品主题,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成为渲染感情的传送门,传递给观众更为真实的观影感受。     

“微”电影嬗变

微电影不是因低成本而诞生的．它的精髓．是用拍电影的方法讲述故事．把情感浓缩在一点来打动人心．适应这个时代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     

104岁老父亲为什么长寿

1917年,我父亲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已经104岁了。他是个平凡的老人,头脑清楚,能用助步器在屋里活动,尚且没有病痛的折磨,但听力差,两天喝一次通便茶。父亲是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黄埔抗战老兵,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章,多次接受过全国各地媒体的采访。记者说,在被采访的抗战老兵中,我父亲的思维是最好的。     

探析电影《一个勺子》中的人性

电影《一个勺子》是由陈建斌导演、编剧、主演的喜剧电影。电影以傻子"勺子"为视角,讲述了西北农民拉条子捡到勺子、丢掉勺子、暂留勺子、帮助勺子、寻找勺子、自己变成勺子的故事。故事虽然荒诞、幽默,却在勺子的真善中挖掘出现时代人性的弱点,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我们更多地在追逐自己的利益,缺少关爱、缺少道德、缺少人性的大善。因此电影以人性中真善的相互转化和人性中善、恶的二元对立来揭示人性的真伪。     

涂圣成:成龙座下“大弟子”

2008年,历时1年多的《龙的传人》大型电视"成龙弟子"选拔活动结束,一个叫做涂圣成的年轻男孩成了当晚的焦点,他不仅在比赛中拔得头筹,更得到了成龙的青睐。在随后的几年中,涂圣成和他的同门师兄弟们随成龙参加电影拍摄,出席各种慈善活动,而成龙也以他们每个人的专长量身打造,推出了一个亚洲第一功夫团体——新七小福。回忆起他的成长经历,涂圣成说道,他一生中最敬佩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就是他师父成龙。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学习优异的女儿“剑走偏锋”

一读初一的女儿放学回家,交给我两张纸。一张是期中考试成绩单,各科平均60分。一张是奖状,她在全市青少年武术比赛中获得螳螂拳女子组冠军。她刚放下书包就拿起三节棍,又要出门。我把成绩单"啪"地拍在桌子上,板起脸说:"你考试成绩这么差,还有脸出去疯,赶紧写作业。"女儿顽皮地说:"我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女侠,作业等我玩够了再写。"说罢,她冲我扮鬼脸,跑出了家门。     

麦田中的身体:电影《白鹿原》的美学实践和革命意象

电影《白鹿原》中反复出现的麦田画面,暗示了影片原乡特质的农耕文化背景。而其持续地凸显"麦田"背景下诸色人等的"身体"的规训和惩戒、反抗和革命,更是意图以直观但深邃的方式表达个体与宗族文化的深层互动。"麦田中的身体"则因承载了传统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内在冲突,经由电影简化、剥离的美学实践而转化为一种革命和被革命的意象。     

杨樾小传

杨樾,又名杨越,笔名方生、杨浩泉、于燕郊等,1918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潮安。早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在《反侵略》周刊发表短篇小说《太平洋之战》,抗战结束后,1945-1946年在汕头创办《建国日报》,任总编辑兼文艺副刊《国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