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佣金的关联价值拍卖模型

在标准的只考虑买卖双方的拍卖模型中引入第三方,拍卖公司.拍卖公司提供服务要收取一定的佣金,佣金费用由买家支付,支付额占成交价的比例为k.文章发现,佣金比例k的大小对买卖双方均有一定影响:买方的出价策略变得谨慎但是其均衡期望收益却与k无关;卖方的期望收益受到影响而降低.事实上,拍卖公司的佣金就是来自于卖方的期望收益中.文中就第一价格与第二价格机制在关联价值模型上讨论佣金问题,得到的结果有较普遍的意义.     

对广义夏普准则应用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广义夏普准则考虑了待选资产和现有投资组合之间的相关性,因而是一种更有效的投资决策准则。本文对广义夏普准则的具体应用进行了研究,讨论了一种待选资产是否值得投资的比例范围以及最佳投资水平的确定问题,得出了一些重要结论。本研究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决策具有指导意义。     

上市公司经营者股权激励的影响分析

上市公司作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最高形态，如何实施股权激励，提高上市公司整体运营效率．是当前我国上市公司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证分析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与公司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之间基本不相关。国有股份所占比例对经理人员持股比例无显著性影响，法人股份与经理人员持股比例呈显著性正相关关系，社会公众股对公司经理人员的持股情况无显著性影响。经理人员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风险呈显著正相关，董事会中非执行董事所占比例愈高，公司更倾向经理人员多持有公司股票。研究得出结论。要使股权激励真正发挥作用，从公司内部来看，必须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建立和完善经理市场，从公司外部来看，必须完善证券市场。     

高校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的成本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世纪50年代建设的高校,水、电、暖基础设施从"量"的角度看,已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要求;从"质"的角度看,也在逐渐老化、锈蚀,不堪重负;从"美"的角度看,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也不适应.高等院校基础设施维修、改造、装饰、美化等所需的经费,在学校日常运行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连锁便利店——中小零售企业的发展之路

中国的各个行业都正走在开放的路上。就零售业来说，外资零售企业激活了曾经不景气的中国零售业市场，使中国零售业以近每年50％的速度发展，总体水平向上提升。与此同时，外资零售企业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冲击，尤其是我国政府承诺，入世后3—5年内逐步取消外资零售业在数量、区域、股权比例、企业形态上的限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     

阶段性投资最优比例问题的实物期权方法

以研发成功的初创企业为例,针对两阶段投资决策问题,描述了柔性决策所具有的实物 期权思想,根据相应的投资准则得到项目决策的执行概率,再结合项目收益过程的分析,建立 起包括决策柔性价值在内的项目总价值的数学模型. 在此基础上可以分析投资比例对项目价 值的影响,并得到最优值. 文章结合案例进行了数值计算,并对结果做了分析.     

今年“而立”,80后准备好了吗?

80后是第一代引来如此多争论和关注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流逝,80后里的第一批人,即1980年出生者在2010年到来的时候正式步入"而立之年".1980年出生的人现在生存状态如何?智联招聘开展的特别调查共有8000余名职场人参与,其中80年出生的职场人比例将近七成,这个数据表明80后已经成为职场新人的主力.     

浅谈如何调整社会保险缴费比例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五大项内容,其缴费比例的排名列181个国家之首,但是参保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平均收入却都不是世界第一的。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也使我国的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如何调整问题成了公众话题。降低社保缴费比例是应该统一政策标准,还是因地区经济状况、因企业性质不同而区别对待呢?本文将对降低社会保险缴费比例能否实行全国"一刀切",如何调整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更合理谈些粗浅认识。     

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的国际比较观察与本土优化路径

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在我国实施30余年,其在促进残疾人就业方面效果不彰,主要由于制度总体较为简单粗糙且法密度低、社会对残疾人的认知以医疗模式为主、雇主注重雇佣轻度残疾者以完成雇佣比例、公共部门没有起到应有的表率作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存在一定的排挤效应。为此,可以从受益对象、义务主体、雇佣比例以及制裁和激励措施等细部规则考察比较域外国家的相关经验,以探寻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中的常见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替代方法。在此基础上,可以从提升立法的操作性和共识性、确保残疾人权利主体地位、促进重度残疾人融合就业、强化公共部门责任、推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弹性化征收与使用等方面优化我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     

《民法总则》撤销父母监护权条款的罅漏与完善

父母被撤销监护资格后将失去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无论是临时撤销还是永久撤销,都将直接导致父母子女的分离,因此撤销父母监护权措施是国家干预亲子关系力度最大、对亲子关系破坏性最强的一种方式。只有遵循必要性和比例性原则,由国家承担兜底监护责任,并在一定条件下恢复父母监护权,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当撤销父母监护权对儿童利益、父母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不必要损害。我国《民法总则》中的撤销监护权条款虽然赋予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对该措施的适用缺乏必要限制。在民法分则婚姻家庭编"父母子女关系"章节中,应当进一步明确撤销父母监护权的前置条件,以及国家的兜底监护责任,细化恢复父母监护权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