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的效力:理论回顾

宗教人类学对宗教与人类心灵关系的讨论分为两类,一类把焦点放在心灵的思维层面上,另一类则关注于心灵在宗教实践中的全面性经验.前者讨论的对象涵括神话与仪式,后者则聚焦于仪式研究.Durkheim对宗教研究的方向做了两个重要的扭转,第一个是把宗教研究变成了社会研究;另一个则是把宗教研究变成了仪式研究,忽略行动者主观的信念.对于仪式研究学者们关注仪式的效力,仪式展演的效力,以及萨满仪式的效力和音乐、舞蹈与身体动作的效力.由此可见,仪式是一种宗教的实践活动,它正是人们用以体验、建构宗教真理的实践活动.     

免证之免证:前诉免证事实于后诉预决效力的类型化研究

《民事证据规定》保留并限缩了预决事实免证规则,其合理性根基在于先前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在前诉中已经被正当证明程序所查明。然而,预决事实并不完全是经历过证明程序的事实,除此以外,我国民事诉讼中尚存在八种法定的免证事实。前诉免证事实在后诉中的预决效力面临着合理性危机。依据效力来源和作用机理,可将八种免证事实分为三类：不证自明的免证、无需确然的免证和无需再证的免证。不证自明之免证来源于知识或经验,其效力具有绝对性且能够反复适用,在后诉中依然能够免证但不适用于预决效力规则。无需确然之免证生成于当下的诉讼程序,系因辩论主义或者诉讼效率的考量而对某些事实的认定只要求接近真实,其效力具有场域与主体的限定性。无需再证之免证是先前法律程序的产物,其拘束力与确信力来源于最初生成的证明程序,在后诉中依旧具有免证效力,但免证依据应当溯源。     

评估与驱动:中国文化产业政策工具的效力分析

我国文化产业已进入数字化高质量发展阶段,文化产业政策的推动作用明显。为探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演变趋势以及政策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本文从政策工具出发,建立关于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政策阶段性重点工具-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模型,对文化产业政策进行文本分析和定量分析。研究发现,我国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符合文化产业整体的发展趋势,但在政策工具使用适配度方面存在资金、技术人才和基础设施供给适配度不高,环境型政策工具适配度较低等问题。本研究认为需加强供给侧政策工具的使用,优化金融支持机制,增强资金供给投入,加大人才技术支持,促进文化资源高效利用;还需善用环境型政策工具,健全数字文化市场监管体系。     

论合同的法定形式

形式自由是契约自由的必然要求。然而出于保存证据、促使当事人慎重考虑等因素,法律仍需对于某些形式的合同作法定形式的要求。问题是,对于不具法定形式要求的合同,应如何加以处理,我国现行立法存有缺陷,未能明确判定不具形式要求究竟会导致合同不成立还是仅仅影响合同的效力。另外,如果影响合同效力的话,应如何区分不同的效果?本文在比较法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法定形式的宗旨及类型,并着重从利益衡量的角度,分析不具法定形式要求的合同的三种后果,即:无效、经补正而有效及有效但内容依法律的规定而作调整。     

欧盟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的嬗变——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

欧盟的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经历了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布鲁塞尔条例Ⅱ》和《布鲁塞尔条例Ⅱa》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欧盟所确立的直接国际管辖权制度从一般民商事领域延伸至特殊民商事领域,并以多种连结点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而且,管辖权规则在立法形式上实现了由公约向条例的转变,强化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     

无权处分制度研究

《合同法》第51条所规范的无权处分制度犯有法律规范"以偏概全"和"体系违反"的错误,引起法律价值、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导致实践中的司法混乱。本文试图对我国无权处分制度进行类型化规范,即区分买受人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和不知道出卖人没有处分权的不同情形,赋予无权处分的不同效力类型,从而达到无权处分制度与法律行为制度、善意取得制度、权利瑕疵制度的体系协调。     

浅析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

若认定无权处分行为是效力待定的行为,那么,无权处分行为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无处分权行为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的效力待定自然转化为有效行为;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无权处分行为是无效行为。动产已交付善意买受人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不动产已办理过户登记手续且善意买受人已支付合理对价,善意买受人依据我国相关法律善意取得制度取得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若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因权利人拒绝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订立合同后不能取得处分权,善意买受人不能取得约定应得的动产或不动产,善意买受人可依据合同约定追究无处分权的人的违约责任。     

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刍议

卧底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对于某些重、特大犯罪案件的侦破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其特殊性极易造成不良后果,使得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因此,在借鉴美国的做法,考虑中国的侦查实践的基础上,我国应明确卧底侦查取得供述的效力,寻求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最佳平衡点。     

国际法的性质与效力依据:新视角下的再考量

在新的世纪,国际法的基本理论需要进一步创新与发展.对自然国际法的扬弃,以及对国际法的一分为二,是再考量国际法性质与效力依据的基本前提.自然国际法与实在国际法存在互动关系,自然国际法决定着实在国际法,实在国际法反作用于自然国际法.自然国际法对国际社会成员具有抽象的拘束力,国际法的拘束力完整地体现为自然国际法的抽象拘束力与实在国际法的具体拘束力的结合.国际法是法,特别是在纳入自然国际法之后,国际法将成为完备的、自成体系的、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自然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际社会规律;实在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各国意志的协调.自然国际法的效力依据决定了实在国际法的效力依据.     

高管团队决策效力与在华子公司战略导向的关系研究

在决策理论与子公司发展理论基础上,分析提出在华子公司高管团队决策效力的三个构成变量分别为高管团队的管理连结、决策全面性和决策自主权。对决策效力与在华子公司战略导向的关系及环境动荡性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辩析1,06家在华子公司样本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华子公司高管团队决策效力的三个代表变量均正向影响子公司战略导向,环境动荡性负向调节决策全面性与战略导向的关系、正向调节决策自主权与战略导向的关系,而对管理连结与战略导向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