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社区服务运营的组织模式创新研究——以浙江七彩未来社区为例

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作为普惠型养老服务主体,基于多业态深度融合的组织模式创新,解决社区养老“供给—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文章关注的主要问题。文章讨论了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供需匹配的主要特征及其成因,结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通过对浙江未来社区七彩实践的社区运营案例的分析,揭示一种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枢纽结构的组织模式,以社区运营的统筹力、数智化、生活性为可持续竞争优势,满足社区养老方式的供需匹配要求。核心枢纽组织的运营主体兼有市场属性和公共属性特征,成为组织模式创新的另一个重要视角。     

基于PMC的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量化评价研究

政策评价是政策合理制定和有效实施的前提,对现有数字经济政策进行评价可为今后制定更优政策提供支撑。基于西部地区34项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通过文本挖掘提取关键词并绘制语义网络图,据此设置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构建PMC指数模型对其所有政策样本进行量化评价,通过整体对比、省市区对比和个例对比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政策总体评分为8.03,处于优秀等级,且省级政策得分优于市区级;但也存在政策评价体系不健全、长期时效缺乏、建议功能薄弱和权力下放不足等问题。由此,从健全数字经济政策评价体系、增加中长期规划、政策性质组合使用和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动画教学的几点思考

今天的动画艺术正在经历一个媒体革命的重要时期,如同从电影动画到电视动画的革命一样。动画也从一门艺术形式向一个数字内容产业转变。动画产业和相关行业的发展,也将改变目前动画的就业状况。这就是“泛动画”领域,它是包括网络、移动性新媒体动画、多媒体技术应用、游戏、教育软件、智力玩具、电子出版等一切需要或可以利用动画技术的领域。随着数字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泛动画”领域的人才需求,将远远超过目前的教育规模。但值得注意的是,动画教育的终端市场,即动画人才市场并没有这么大的质的飞跃。动画从业人员增长速度远低于其他行…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基于我国数字经济支持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产业规模要适中,如果超速扩容,可能导致优势资源向数字头部地区集中,进而形成市场垄断;第二,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会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三,以信息专利申请数为门槛变量时,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不存在门槛效应,说明科技创新需要对接市场需求,回归本源,这样才能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第四,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实体经济的资金可获性和资金配置效率,培育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了数字经济和实体产业的融合。因此,在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既要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也要强化数字专利的质量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导向,同时避免数字经济的盲目扩张。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务工与电商:乡村“数字化家计”的形成

在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中,乡村家庭主要体现为离散型家庭结构,并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乡村出现扎根型家庭结构,在家计上主要为就近务工或经商模式。国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小农家计的转变带来新的契机,基于电商业的数字化家计模式逐渐兴起。数字化家计主要以有丰富务工经验的返乡创业青壮年为主导,其初步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亲代奉献及各种社会强弱关系的作用。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数字化家计尚在起步阶段,农户如能够合理运用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务工经验,并且相关制度能够切实落地与嵌入得当,数字化家计将对优化家庭和村庄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数字服务贸易：价值构成、分工演进及决定因素——基于增加值视角的实证研究

数字时代,数字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动能,也成为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新赛道。基于WIOD提供的最新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实证计量模型,从增加值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价值构成、分工演进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及其比重迅速攀升,进口国外数字中间服务增加值规模及比重呈现出显著的下降态势;中国数字中间服务出口间接增加值规模总体上大于进口国外数字中间服务增加值;中国主要以后向参与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呈现出先降后升趋势,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垂直专业化、FDI、R&D、数字基础设施质量、制造业出口规模对中国数字服务出口增加值及分工地位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数字服务发展水平和贸易渗透率对二者的影响存在差异性。最后,针对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基于20个地级市的组态分析

在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背景下,如何提升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绩效显得尤为重要。根据TOE理论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大条件出发,选取了五个条件变量,并选取我国20个地级市作为案例样本,采用fs/QCA方法,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组织关注型”“技术组织型”和“条件平衡型”等三种高水平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驱动条件组态不同,并且不同条件存在潜在的替代关系。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构建地方TOE政府体系的若干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推进发展成果的可知、可感、可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文章在测度我国地级市共同富裕水平的基础上,先探讨了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特征,后利用2011—2019年我国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共同富裕的影响效果、区域异质性与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核密度分析可知,全国及七大区域的共同富裕水平显著提升。(2)基准回归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其子指标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依然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3)区域异质性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仅在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以及西南地区显著。(4)门槛效应分析可知,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边际效应”非线性递增特征,主要体现在东北地区、华东地区以及华北地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得出继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启示。     

一把“双刃剑”:数字化对社会就业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是社会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经济发展是抑制还是促进了社会就业,需要深入探究。研究既关注了数字经济对当前社会就业的冲击,又关注了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创业活动对社会就业产生的长期影响。实证研究基于282个地市级城市面板数据及CLDS微观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社会就业和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推高了失业率,对当前社会就业产生了消极影响;同时,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企业家创业活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地区的创业密度、个体的创业选择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在长期内对社会就业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为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和促进社会就业提供了政策启示。